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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90%作家加10%改革家” 　　《三傻大闹宝莱坞》原著作者出版新书，奇坦·巴哈特： 　　曾在2009年风靡世界的印度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原著（ 《三个傻瓜》）作者的最新力作《革命2020：爱情、腐败与理想的故事》，近日推出简体中文版。作者奇坦？巴哈特凭借此书创下印度出版史上的销售奇迹：3个月内狂销80万册。《纽约时报》称其是“印度有史以来最畅销的英文小说家”。 　　“在一生中，我有三次青春：诗歌，爱情，革命；在一生中，我有三次衰老：虚伪，麻木，平庸。”印在红色封面上的宣传语，让《革命2020》一目了然地与青春和理想相联。在接受时代周报专访时，奇坦？巴哈特多次提及他作为印度青年领袖的职责。而在这本被他定位为“写给青年人”的小说里，他又一次向现实开枪—矛头对准的是印度社会中的社会权力与腐败体制。 　　印度金融男“不务正业” 　　关注社会热点、描写???会现实是巴哈特小说的一大特点，也成为他受印度青年追捧的主要原因。“我的小说是大多数戏剧，却往往带着黑暗的社会现实。” 巴哈特总结，“因为黑暗的现实能让故事深刻且令人难忘，而纯粹的戏剧会因流于表面而显得轻浮。” 　　探讨巴哈特的成功，不得不提及他在印度理工学院的教育背景以及让其声名鹊起的处女作《三个傻瓜》。 　　生于1974年的巴哈特出生于新德里一户旁遮普人家庭，父亲在军队效力，收入微薄，家境并不宽裕。通过努力，他于1991年进入印度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印度理工学院（IIT）就读。获得学士学位之后，又进入印度顶尖的管理学院—印度管理学院（IIM），以MBA学位毕业。这段经历成为他此后多部小说的素材。 　　学有所成后，巴哈特成为高盛的投资银行家，长驻香港达十余年。其间，他利用各种零碎时间创作。在当时香港金融区某个不被人关注的角落，这个来自印度的小伙子，“面庞饱满，戴着无框眼镜”，沉浸在自己的兴趣世界里—显得多少有些“不务正业”—他在干一件跟这个繁华的城市似乎不太相干的事情：写小说。 　　“我那时候不仅在工作之余写作，就连在上班时间甚至在两场报告之间的空隙里，都能让故事从键盘中流出。写作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不会给我造成任何压力。”巴哈特说 　　但他花了两年的时间才让处女作《三个傻瓜》获得出版机会。“很多人现在看到我的成功，几乎每一本书都能成为畅销书，但当时出版也非常艰难，所以我特别感谢我的读者群对我小说的忠诚。” 在第一部小说《三个傻瓜》里，巴哈特就以幽默的笔触向填鸭式的教育制度“开炮”。 　　巴哈特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将《三个傻瓜》制作成电影也是他努力尝试的结果。“我将这本小说寄给了许多宝莱坞的电影制作者，很幸运有人能对此感兴趣。毕竟最开始我什么也不是。” 　　联合国副秘书长沙希？塔鲁尔曾评价《三个傻瓜》：“他的作品已经深深触动了年轻人的心弦—这很显然—书中的看点与其说是政治内涵，不如说是写作功力；与其说是开出的处方，不如说是犀利的剖析。” 　　《三个傻瓜》出版后，巴哈特又陆续出版《呼叫中心的一夜》、《生命中的三个错误》、《高潮》等，几乎每一部小说的面世都能成为当年最畅销的小说，并悉数被改编成宝莱坞电影。2009年，巴哈特辞去工作，定居孟买，成为一名专职作家。 　　“我觉得印度的中产阶级生活或者说印度的生活方式，是我创作的源泉。”巴哈特解释，“印度人的价值观如今是一种混合体了，我们关心他人、有爱心，充满野心和骄傲，与此同时我们也存在偏见，抓着过去的某些生活方式不放，并且愤世嫉俗。新的一代正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会催生出许多有趣的故事，我会因此观察到很多东西。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观察所得都能成为小说，只能说让我反复品味的想法首先会激发我的创作。” 　　2010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全球最有影响力100人”，奇坦？巴哈特以其在印度青年中无与伦比的号召力名列其中。《时代》周刊这样阐述巴哈特的入选理由：“在表达个人的情感思想或具有独特性的见解方面，许多作家都取得了成功。奇坦？巴哈特的书，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得很好，超出群伦。” 　　革命“仅是一种希望，而非必然” 　　“我常常会在小说中、面向青年的演讲中，谈及我们国家的教育制度和年轻人在制度下遭受的挫败，但这一次我想在《革命2020》讲述这些表象背后的深层根源，这是这个故事写作的意义。” 巴哈特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革命2020》的故事从两个青年参加印度高考开始：戈帕尔和拉格夫是最好的朋友，一场残酷的高考却让他们渐行渐远—戈帕尔不得不去几百里地之外的辅导中心复读，拉格夫则开始了他激情飞扬的大学生涯。戈帕尔正在煎熬自己的复读生涯时，晴天霹雳传来：自己心仪了八年的女神阿提，竟然成了拉格夫的女朋友。 　　噩运并未就此终结，戈帕尔高考再次失利，父亲也因为他的失败病死家中，只留下一块有争议的土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