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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待加强对“改革”自身理论研究 　　中国的改革既需要激情，更需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研究和指导。建议建立关于改革的学科体系，组织专门力量加强改革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讲科学：激情产生动力 理性达成共识 　　世界历史上堪称最伟大的中国改革，是人类历史上涉及人数最多、经济改革当量最大、全球影响最强的巨大系统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但如何顺利达到胜利的彼岸，其中所蕴含的逻辑与规律亟待更深入的认识。 　　当前，“改革”、“反腐败”成为最热门的政治经济词汇，宪政民主、廉洁政府、和谐社会，热在嘴上、热在面上，到处充满争论与激情。要从空谈落到实干上，必须摸清改革的一些基本规律问题，这样才有利于在制度改革顶层设计的基本原则、根本方向上形成基本共识。 　　中国的改革既需要激情，更需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研究和指导。笔者建议建立关于改革的???科体系，组织专门力量加强改革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对改革的对象、主体、客体、系统、组织、机制要逐步明确，厘清思路；对改革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基本方向、基本规律、基本目标、基本阶段、基本路径、基本标准、基本性质等要加强研究，建立制度改革过程控制、政策运用、利益协调的有效运行机制，明确提出制度改革整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如果没有这些基本共识，就不是改革，就会产生混乱，甚至出现灾难。 　　今天的中国改革，是一个涉及面广、利益调整大、专业性强的政治和经济实践，历史上的改革从来不是极端语言的激情游戏，也不是口水改革家书斋里的沙盘推演。有人的地方，就分左中右。指导人类实践的理论，总体上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但是理论也有左中右，也有激进和理性，也有激进主义和中庸之道。中国有可能在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夹攻与冲击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陷阱。左的平均激进主义就是用平均主义的理想蓝图为依据，右的激进主义则是以西方多元民主的理想蓝图为依据，他们都把自己崇奉的价值视为“普世”的，都力图全面、快速地建立主观理想的“好社会”。中国现实的矛盾和挑战是历史和逻辑的必然，是特殊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转型的国情，是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转型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的时段，是利益的分化、公众参与要求的提高和制度供给不足必然造成社会秩序的紧张和不稳定因素的增加。我们必须回归基础理论研究，探索科学真理，指导中国改革。如果离开了专业理性，便只能诉诸政治情绪了。在这个意义上，当前加强改革基础理论研究有更强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历史意义。 　　讲政治：立足基本国情 理性引领改革 　　当下，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对法国前立宪大会副主席、外交部长、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引发一片热议，这是与法兰西具有同样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制度变迁进入深水区的理性反思和冷静前瞻。该书中被人引用最多的一句话是：“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回顾历史，中国及西方历史上的动乱多与专制暴政、尖锐的利益冲突和腐败有密切关系。很多学者将托克维尔的观点解读为：“革命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受压最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原来压得很紧，然后逐渐放松的时候。”笔者以为这只是浅层的表象。 　　法国大革命与过去进行切割的努力，所得到的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伟大的目标与具体微小的变革完全脱节，行政体系与做派依然如故，所宣扬的口号却根本没有实现。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血腥的民主暴动，在付出了许多断头台和激情之后，只收获了口号式的空头名誉。托克维尔在议会和宦海沉浮之后，作为职业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符合自己的性格，希望为后世留下自己的痕迹，他的理论得到经验的证实，他的原则也具有了特有的权威性，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远离了酷吏的无情和书生的浪漫，他历时4年在原始资料、手抄档案堆中的研究和思考展现的法国制度的技术细节让笔者更加理解精致、深刻、专业、信仰、忠诚和守望。 　　笔者认为，《旧制度与大革命》堪称旧制度改造“技术指南”，为一个半世纪后的中国提出的最根本启示是理性引导改革潮流，倡导专业理性，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领导人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托克维尔在一百多年前就忠告：“在我们这一代，领导社会的人肩负的首要任务是：对民主加以引导；如有可能，重新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洁化民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动；逐渐以治世的科学取代民情的经验，以对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中国成绩是巨大的，问题和挑战也是巨大的。改革特别是制度改革成为全社会的焦点，制度改革必须从实际出发，不提不切实际的口号和要求，不作不切实际的承诺，坚持循序渐进，理性引领改革，倡导专业理性，避免急于求成。 　　理论研究和争论的目的就是要形成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坚持中国道路。中国的改革，特别是政治制度改革，要防止激情浪漫主义倾向，欲速则不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