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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口为本古代帝王“以人为本”思想解读 　　中国文化中有很多基因古今一脉相承，现代的很多语言词汇都可以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找到源头，厘清脉络。近几年最流行的社会政治语“以人为本”，其词源出典考证、内涵外延解读，早有权威性著述，认为“人”与“民”可以互训，“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或者两者意思相同，似乎毋庸再表。其实不然，“以人为本”一词古今基因曾经发生过很大变异，迄今注意不够。古代讲“以民为本”的多，明确讲“以人为本”的少。论家多以为两者讲的都是“民本”思想，作为治人者的帝王及官吏能够关爱生命，重视治于人者（百姓）的民生，体恤民情，珍惜民力，亲民仁爱。的确，从字面意思看，“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尽管两者有些许差别，但源自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包含“民本”思想自无问题，今天要弘扬的正是这种思想。但这只是古代“以人为本”内涵的一个方面，或者是流变后的主旨。 　　现在学者指出，最早出现“以人为本”的文本是《管子·霸言》，所谓“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管子·霸言》通篇讲的是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家无二父，只有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合理”的关系，国家才有得到治理，霸业才能建立。显然，《管子》所谓的“以人为本”，讲的是以治理教化国人为本，并无民本思想的含义。 　　又有说成于春秋后期的《孙子兵法》最早提出了“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思想。《孙子兵法·地形篇》：“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这里已经包含“进退处置只求保全民众”的意思，接近现在流行的政治语“以人为本”。但这种解释已经有点曲折迂回，不可据。保全民众和今天所说的“以人为本”或“以民为本”有本质差异。先看原文：“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隘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民）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这里讲的是地理环境对战争胜败具有重要价值，将帅精通地形，取胜之道也。地形有利，战争必胜，即便主（诸侯）不允许开战，将帅也可一战。反之，地形不利，战争必败（战道不胜），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主（诸侯）强求一战，将帅也不可盲从，宁可承担责任，也要保全士卒（民众）的生命，因为这样做于主有利，士卒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就算是“以人为本”，其保全民众有重视人的生命的意义，也并非现在所说的“以民为本”。《孙子兵法》的“唯人（民）是保，利于主，国之宝”的思想，正是本文要揭示的“以人为本”的另一种含义，甚至是最初的本义：以人口为本。今人较少注意甚至忽略这一本质含义而将其与“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相混淆。 　　唐朝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对侍臣言：“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贞观政要·务农》）唐太宗希望简静无为，社会安宁，不违农时，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以人为本”思想的一次本质飞跃。“国以人为本”和不违农时一样重要，以人为本就是与民休养生息，恢复民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君主要“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节欲”。在《贞观政要·君道》中，唐太宗提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存百姓，即保全百姓的生命，不要损害他们的利益以满足自己的嗜欲。结合唐太宗与魏征讨论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论政体》）之类传统政治理念，说明唐统治者吸取隋亡教训，继承了传统的保民安民思想，又增加了不损害百姓利益以满足自身欲望的内容。这与通常讲的“以民为本”的民本、亲民思想相当，比早期的以“人口”为本思想有了明显进步。总之，从保全人口的“以人口为本”，到亲民爱民的“以人为本”，应该是古代民本思想的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反映了统治者治理天下思想的进步。但即便如此，无论在太宗之前，还是在太宗之后，古代帝王以人为本中隐含的以人口为本的思想都是始终挥之不去的，因为人口始终是帝王的命根子，能否控制人口是国家强盛的基础。 　　先举唐朝之前“以人口为本”的史例。《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有所谓“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的记载，语出仁义之君刘备之口。话说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打败袁绍后南征荆州，割据荆州的刘表病重，在内外交困中忧愤而死。裴松之注引《魏书》说刘表死前曾托荆州于刘备，所谓“让荆州”，但裴氏本人以为此事为虚。刘表的儿子刘琮嗣代父职，无力与曹操大军对抗，又不愿受制于刘备，便“遣使请降”。这算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当时，刘备屯樊（襄阳东北），浑然不知曹操南征大军已经出发，等曹军到达南阳时方才知晓，赶紧撤退。路过襄阳，诸葛亮劝说刘备攻打刘琮，夺取荆州。但刘备于心不忍，阵前呼琮相见，琮惧怕不起。刘琮左右及荆州人多不愿降曹，纷纷投奔刘备。刘备率归顺者退往当阳（湖北当阳东）。此时，“众十余万，辎重数千两，日行十余里”，行军速度极度缓慢，眼看就要被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