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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1992年10月，举世瞩目的中共十四大在北京召开。大会的一项重大决策，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到体制的初步建立，前后经历了10年左右的时间。这10年，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崭新局面。 殚精竭虑： 　　勾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因此，各方面同志都迫切希望中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个比较完整和系统的阐释，以便大家能更好地实施和推进改革。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对此问题作了艰苦的探索和思考。特别是江泽民，为了建设新经济体制的工作需要，他研读了西方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的著作，多次组织召开专家座谈会，了解西方的市场经济，为中国即将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搜集素材，开启思路。 　　199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决定下半年在北京召开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全会将讨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并作出建立这个体制的若干决定。5月底，由各方面二十多人组成的“决定”起草小组进驻北京西郊玉泉山。31日，起草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江泽民在会上作了长篇重要讲话，他就“决定”的框架、主要内容以及需要着重回答的问题等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他强调，“决定”的起草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共十四大报告精神为指导，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一份纲领性文件。与此同时，为了搞好文件的起草，江泽民亲自布置，中央组织了有各方人士参加的16个专题调研组，共360多人，分赴全国各地，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入进行专题调研。各组都由一名副部长带队，起草小组和各调研组之间不断交换意见，从而使“决定”的起草内容更加符合实际，提法更具指导作用。 　　江泽民同其他政治局常委们深入全国???地，了解基层实际，广泛调研实践路径。从1993年5月到9月，江泽民入农村、进企业，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他先后分片主持召开地区经济座谈会，一是广泛听取意见，同地方打招呼，要求各方对改革心中有数；二是征求地方好的建议或者成熟的经验，为中央提供参考。 　　“决定”的框架设计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进行的，“决定”中的一些重大提法，也都经过政治局常委会把关。例如，在“决定”起草过程中，起草组成员关于提 “劳动就业市场”还是提“劳动力市场”有不同意见。最后这个问题和相关材料报到江泽民那里，江泽民又批转给其他政治局常委，常委们表示，对于“劳动力市场”这一提法没有意见。最终，“劳动力市场”的提法写进了“决定”中。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一个月，江泽民、李鹏、李瑞环等中央领导还同党外人士举行座谈，就准备提交全会讨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以最大限度地凝聚各方共识。 　　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分10个部分，共50条（所以又称“五十条”）。如果把“五十条”比作市场经济这座大厦的蓝图，那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就是这座大厦的基石。此外，这座大厦还有“五大支柱”，它们分别是：现代企业制度、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健全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随后，江泽民在全会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会议通过的《决定》，把中共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具体化，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这是我们在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他进一步指出，这次全会决定所勾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虽然还需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继续完善，但有了这个基本框架，可以增强我们对改革工作指导的预见性，使改革更加富有成效。 　　有了经济体制改革行动的纲领，有了党的坚定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冲天干劲，1994年，无论从改革的广度、深度、难度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一年，也是自1978年以来改革措施出台最多的一年。在这些改革中，分税制由于涉及中央和地方利益分配，难度最大。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于1993年9月上旬，率领体改、财政、税务等有关部门60多人，“周游列国”，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一一“打招呼”、“算细账”，以沟通中央决定实行分税制改革的精神，与地方形成改革共识。此行历时70多天，涉及17个省、市、自治区，既落实了中央决定，又带回了地方意见，从而使最后公布的分税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