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幸福总值及其对国际规则体系影响.docVIP

国民幸福总值及其对国际规则体系影响 　　[内容提要]随着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走上国际舞台，现行的国际规则体系正在被重新设计，其背后隐含着的是，在全球经济格局进行根本性重组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维护其经济霸权与发展中国家要求发展权之间的博弈。本文分析了这种博弈的路径和影响、博弈的规则及其缺陷以及博弈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提出了中国的应对之策。 　　[关键词]国民幸福总值 国际规则体系 里约+20 资源足迹 　　自第65届联合国大会以来，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的概念日益走上国际舞台，现行的国际规则体系正在被重新设计，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了新变化。我们认为，这种重新设计背后隐含着的是，在全球经济格局进行根本性重组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维护其经济霸权与发展中国家要求发展权之间的博弈。 　　一、从第65届联合国大会到“里约+20”： 　　GNH日益压倒GDP 　　2010年9月，第6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由不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提交的非约束性决议草案，建议会员国“走全面发展之路”，将“幸福”的概念纳入“国家发展指数”的考核中。该决议草案赢得了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巴基斯坦、格鲁吉亚、洪都拉斯、日本、瓦努阿图在内的66个国家的联名支持，并最终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得到通过。 　　2012年4月，联合国首次发布“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比较了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幸福程度。衡量标准是根据这些国家和地区公民的预期寿命、对生活的满意度来计算的，但也考虑了人均消耗资源量。对环境造成的污染越高，排名越低，故排名较前的几乎都是中小型国家。 　　2012年6月20—22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此次大会被命名为“里约+20”（Rio+20）。“里约+20”被联合国官方定义为“联合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活动”，超过120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了大会。大会的主要目的是寻求解决“地球的环境与资源不足以支撑人类目前的发展方式”的问题，即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大会希望达成的目标是落实一个新的全球发展框架，“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适合居住的世界”。“里约+20”推出的新框架可以概括为“一体两翼”：以“绿色经济”为体，以“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为两翼。评价社会资本的方式是“国民幸福总值”指标体系，衡量“自然资本”的方式是自然资本核算体系。此次大会致力于推动各国达成对“一体两翼”的共识。后续计划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70周年之际的2014年再举行一次大会，届时各国将宣布接受并采用GNH和自然资本核算，以代替现行的GDP体系，到2015年则要开始具体落实。 　　由此可见，自第65届联合国大会以来，现行的国际规则体系正在被重新设计。就顶层结构而言，现行的国际秩序体系是联合国框架。在联合国框架下，有联大、安理会和16个专门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电信联盟（ITU）、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等。这是一个涵盖了从安全问题到大部分经济社会领域事务的进行国际协调的整体框架。在联合国之外，还有类似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样的独立国际组织。 　　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秩序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说法，是“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而设计，目标是通过谈判、妥协的方式协调国际事务，避免使用武力。为了实际运作，联合国设计了几乎包罗万象的全球权力运行方式设计，可以渗透到全球各个经济社会领域。在各种具体的权力运行设计中，发达国家往往是设计方，而发展中国家则是被协调方，这就使得发达国家在国际秩序处于主导地位。 　　尽管联合国在世界组织中拥有最大的机构框架，但有些专门机构成立的时间却在联合国之前，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主体）就是为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所设立的。各专门机构对应的经济社会事务领域各有其规则，这些规则就是国际规则。而在所有国际规则当中，作用最广泛的是经济领域的规则，经济领域的规则中最重要的是GDP。 　　GDP框架是1934年由美国国会委托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撰写的应对大萧条的报告中提出的，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被确定为评价各国经济的方法，通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的推广，逐步被各国接受为经济统计的主要框架。一方面，GDP实际上作为各国的经济评价方式在运作；另一方面，各国政府也都按照提高GDP的目标来设计经济政策。 　　当初，GDP体系是随着世界银行的发展援助项目进入发展中国家的，而现在，按照“里约+20”的精神，GDP体系将被替代（或至少是大幅度改造），纳入GNH和自然资本核算当中。为了执行新的框架，联合国将设立一个权力配置很高的执行机构——根据“里约+20”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