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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中背叛与惩罚 　　摘要：国家间合作能够达成，需要利益的交集、制度建构以及策略有效性等因素；合作的实现还依赖制裁背叛者所必需的确定的预期和打击能力。因此，探讨合作中集体制裁困境的机理，并给出解决此困境的出路，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国家间能够通过良性互动产生“强互惠性”，并由此线性衍生出利于对行为体作出制裁选择的另外两个变量：声誉感和信任。这三者对于降低国家间制裁成本十分重要。实际上，某些看似与国家利益相悖的合作行为之所以能够反复出现，主要是因为隐藏在国家理性背后的社会属性成为了最关键的激励因素。 　　关键词：国际合作国际制裁强互惠 　　国际合作的实现问题历来是制度自由主义者研究和探讨的中心议题。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在《霸权之后》一书中给出了国际制度对促进合作的功能性解释；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则运用计算机模拟竞赛的模型证明了合作的原生性质。在随后他与基欧汉合写的《无政府状态下合作的取得》一文中，制裁问题被列入了讨论重点。论文提出了行动者的多少与制裁效果的关系问题，阐明了有效互惠的三个条件，即判别背叛者，有能力实施报复，有意愿实施报复。Axelrod R， Keohane R O. 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World Politics， Oct 1985，38（1）：235参与合作的行为体越多，通过团体实施惩罚的成本就越高，这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逻辑。本文分析的侧重点在于合作中背叛行为处理机制的考察，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从国家有限理性假定出发，以一种国家社会属性的视角，给出降低制裁成本的新解释逻辑。 　　背叛逻辑下的制裁困境 　　国际政治学界对于合作较为经典的定义来自于新自由主义者。例如，基欧汉将合作视为通过谈判将各个独立的个体或组织的行动变得相互一致起来；也就是在政策协调过程中，当行为者将他们的行为调整到适应其他行为者现行的或可预料的偏好上时，合作就会出现。[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1这个定义着重强调互动过程，重视共识的关键作用。合作肯定始于利益的交集，且共同利益大于共同分歧。但合作也强调调整、妥协和谈判的力量，这一点直接将其与和谐区分开来。以理性自居的个体，在追求自我利益满足而进行合作的时候，为什么经常导致相对低劣的收益？如被政治学家所熟知的公地悲剧问题。推而广之，为什么在现实主义者眼中，理性国家的合作总是被抱以悲观的态度？ 　　学术上通常把经典的“囚徒困境”模型运用到解释国际合作的问题上来。两个互动行为者应该选择的最佳战略是相互合作的抵赖政策，但从个体自私的角度出发，双方最终选择了收益总和最小的相互背叛策略，从而使寻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与获得总体利益最大化的矛盾凸现出来。因此，如果国家之间在绝对理性的坚硬外壳包裹下进行互动，合作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背叛的动机和害怕受剥削的担心始终左右着理性国家的选择。但这样的假设均是建立在单次博弈的基础上。阿克赛尔罗德通过三轮计算机模拟竞赛证明，只要当双方的互动不是有限多次而是无限多次，且当下一次行动重要性的贴现率至少是前一次的2/3时，“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是稳定可信的。在这种条件下，即便在一个相互背叛的世界里，行为互动的双方如果采取“一报还一报”的策略，便可以使自身在一个集团的多次博弈中获利最大，且让整个集团向着彼此合作的模式进化。[美]罗伯特·阿克赛尔罗德.合作的进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44，66尽管阿克赛尔罗德对人类社会的合作前景报以乐观态度，但仍有问题存在：既然有效的合作基于“一报还一报”的实施，“一报还一报”就必须能够被背叛所激怒，进而采取报复措施，完成一轮博弈。报复的可信性和可实施性就成为关注的重点。令人遗憾地是，也许是为了使理论看起来更为简洁和明确，阿克赛尔罗德并没有在《合作的进化》一书中论证这一环节，不得不说是他在理论建构上的一个缺失。 　　在军事安全问题已不再始终居于国际关系议事日程首位的今天，一国的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缺乏严格的界限，经济手段在各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利用经济制裁达到某些政治目的的外交实践比比皆是。因此，任何一种试图影响他国的经济行动都具有政治性；同样，任何一项政治制裁都会对目标国的经济状况造成冲击。从目前看，经济制裁越来越成为大国和国际组织经常运用的惩罚手段。据统计，在1914年到1998年间国际社会所发生的170多件经济制裁案例中，有150多件发生在二战后，其中仅1990—1998年就发生了50多件。与此同时，经济制裁的成功率在不断下降。1938—1972年间，迫使对方做出让步，达到制裁预定目标的为67%，1973—1990年则下降到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