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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政治文化研究视阈 　　【编者按】 史学研究的拓展和进步除了仰赖新材料的发现，还有赖于新方法、新视角的探索，以及由此实现的新领域拓展。近年来，不少明史学者试图在明代政治史研究中探索出不同于以事件、人物、制度沿革、政策得失为中心的传统政治史的新的方法和路径，也是这种努力的表现之一。2013年7月，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与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了“故宫学与明清政治文化学术研讨会”。会后，本刊邀请参会的几位学者就“明代政治文化”做了一组笔谈，希望可以一定程度上展现此次会议在方法、视角方面的收获。其中，赵轶峰教授的《明代政治文化研究的视阈》对政治文化的定义，政治文化的4个维度——政治制度、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政治生态——进行了系统阐述，并结合明代政治史研究实际，指出了适合从政治文化视角解析的论题。王剑教授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史研究的新增长极》提出，应将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范式、核心概念引入中国政治史研究，从政治学与政治史的交集点即政治文化角度对传统政治史进行创新性的研究。该文还讨论了政治文化研究方式可能遇到的质疑问题。吴艳红教授的《关于明代的政治文化建设》认为，人们大多偏重强调政治文化作为状态、传统的传承性特点，较少注意政治文化被人作为主体加以建设的性质。文章以明代朝廷祭礼和公案小说中折射出来的司法官员形象两个情况为案例，阐释了其对政治文化的主动建设性的看法。希望三位学者各自对明代政治文化的理解有助于读者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做更多的思考。 　　政治文化现象和关于政治文化的探索由来已久，但一般认为“政治文化”这个概念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1911—2002）于20世纪50年代首先提出来的。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制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法律的反应。”1他主张政治文化是要在“特定民族”的范围内来界定或考察，这是由于他所针对的经验事实主要是美国的公民政治，也是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政治。在我们对前现代国家政治历史的考察中，使用“特定政治社会共同体”更为妥当，因为单一民族国家的意识在那个时代并不流行。在这样修正之后，我们仍需注意到阿尔蒙德很恰当地将政治文化理解为是在“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中形成的，这意味着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具有历史的意识，并不取文化本质主义的方式——对他说来，政治文化不是一种天赋、恒定的本质，是一种在流变中表现出来的特质和状态，离开了政治生活本身的流变，或者离开既有政治体系的结构、功能，政治文化就很难考察。这使他的学说具有较强的与历史研究的关联性。此外，阿尔蒙德特别强调政治态度，几乎认为这是政治文化最核心的内容。他与西德尼·维伯（Sidney Verba）合作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说到：“我们在这里只能强调，我们仅仅是使用文化概念许多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对象的心理取向。当我们说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作为被内化（internalized）于该系统居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系统。”1而且，阿尔蒙德强调政治文化会对所有政治参与者发生影响。这种强调与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民主政治文化”有密切的关系。2他将民主政治文化称作“参与者政治文化”，并从而与“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相区别。3我们要特别考察的明代中国政治文化，肯定不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参与者政治文化”，但也并不能与阿尔蒙德所说的另外两个政治文化类型中的任何一种完整对应。即使如此，从社会成员了解和参与政治的程度、方式、态度，来考察政治文化形态，是值得尝试的。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将政治文化区分为不同的类型或者亚种——此类区分可以帮助我们从笼统地使用政治文化这个概念过渡到拥有更具体层面的概念来进行详细的分析。对于政治文化本身的研究已经形成颇有规模的文献系统，对于各种相关的学说，不能仅在概念层面一般了解而已，还需整理出系统的谱系，把握主要学说的内涵，判断其对于历史研究的相关性所在。 　　基于目前的情况，参考阿尔蒙德等人对政治文化的定义，考量明代中国政治历史的实践情况与特点，初步界定政治文化的4个维度，可以构成一个起点。政治的本质是社会共同体内公共权力的设置与运作。所有社会共同体，都会在其历史经历中逐渐形成某些倾向，包括其主流成员对于宇宙、世界、公共社会、公共权力、社会秩序原理等问题的基本理解与相关的价值观念，以及策略思想。这种倾向中最稳定、最获得公认的部分，凝固为制度——制度是获得原则地位的、趋于凝固的倾向——这是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