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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认知代差下中国海洋安全困境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回顾过去的一年，不难发现，海洋安全问题愈发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南海与东海则作为两大热点区域持续增温。其中，以钓鱼岛为标志的东海问题尤其成为热点中的热点。相应的，国人对海洋问题的关注也日趋强烈。但是，正如英国皇家海军的格言所揭示的那样：“一艘军舰从设计到形成战斗力，需要10年的时间。但一个传统的形成，至少需要一百年。”无须讳言，自1500年以来，中国在海洋竞争中长期扮演的是弃权者与落伍者的角色。这不仅体现在海上力量的落伍，更体现在海洋认知的落伍。这种思想的代差比武器装备的代差更加可怕，矫正起来也更加困难。 　　近数年来，甲午热、海权热、航母热……一轮轮热潮不断席卷冲击着国人的视听，这体现了国人中觉醒者知耻后勇的追赶精神，然而，遗憾的是，以马汉为代表的经典海权论的大环境本身早已发生了巨变，在新环境中，如想简单的按照上一个时代的模式来解决新时代的问题，难免有刻舟求剑、缘木求鱼的困惑。归根结底，由于基础研究的缺乏，海权认知的代差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反而形成了新的认知桎梏。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国的海洋安全问题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大历史的广度和大战略的深度，综合把握时代的变与不变，从而鉴往以知来。 　　障碍之海时代 　　纵观人类历史，海洋的战略价值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依次为：障碍之海时代，通道之海时代，国土之海时代。每一次转变都会释放出新的战略机遇，但也产生新的战略危机，并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反应中形成不同的权力格局。 　　由于人类是一种陆地生物，所以海洋对人类而言首先是一种阻碍性的存在。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人类能够从海洋中获取的资源无外乎海盐与水产类食材。而这二者不仅都可以在陆地上找到替代物，且都不具备战略性价值。同样是受到了技术因素的限制，海洋的交通价值也非常有限。相对于交通，更多的是发挥了阻断的作用。各大文明长期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只有像丝绸之路这样的陆路交通，时断时续的提供着间接的远程联络。影响所及，人类和水体的交集主要聚焦在河流上而不是海洋上。 　　同时，技术的落后和发展缓慢、科学理论体系的缺乏，还影响到战争的性质。正如美国未来学者托夫勒所言：“人类用什么生产，就用什么战斗。”在农业文明时代，生产和战争的力量源主要在肌肉能（人力+畜力）。 　　唯一的短暂例外出现在古希腊时代的地中海。风和日丽的水面、跳板式分布的岛屿、锯齿状的海岸线、多个深入海洋的巨型半岛，极大的降低了航海的困难和风险。希腊本土的贫瘠则逼迫城邦居民进行对外拓殖，这就使以雅典为代表的部分希腊城邦率先走上了海洋文明的道路。但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海权的雅典却败给了陆权的斯巴达。此后，更为强大的陆权底比斯又主宰了它们，最后又一起被更加强大的陆权国家马其顿所征服，并随之被动员起来进行横跨欧亚非三洲的陆地远征。亚历山大帝国瓦解后，在帝国的废墟上产生了新的双强：陆权的罗马和海权的迦太基。结果，陆权再度获胜，进而环绕地中海建立一个巨型陆权帝国，支撑这个帝国的是罗马法、尚武精神、陆战属性的罗马军团和依托陆地的战略道路网。在这段历史中，有两大事件非常具有象征性：一是亚历山大通过征服沿岸地区，不对称的击败了对手的强大舰队。二是罗马人发明的“乌鸦船”及跳舷战术，从而通过水战的陆战化来控制地中海。所有这些，都深刻揭示了那个时代陆权的优越性。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东方，汉唐帝国同样属于立足陆权的超级强权。作为岛国的日本则只能徘徊在大陆的边缘，充分接受大陆文明的滋养。因此，《孙子兵法》中也才会有如下名言：“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在这里，陆权属性的土地，成为了影响国家间竞争胜负的核心战略要素。而海洋则主要扮演着障碍地带的作用。其战略价值主要在于护城河性质的消极保护，传统中国最终以东南沿海为腹地，面向西北国防前线，形成西北东南走向的战略格局，实质也就在于东南沿海地区一面被大海保护，一面远离西北游牧民族的战火线。 　　正是由于深刻把握了障碍之海时代的海陆关系，传统中国才得以雄视亚太数千年，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缔造了影响深远的中华文明圈。这个时代的中国，是当之无愧的时代成功者。 　　通道之海时代 　　然而，随着造船业与航海技术的持续进步，人类逐渐将阻碍性的海洋变成了交通性的海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概念开始形成，相伴生的就是一个真正全球化的商贸网络。无论是市场还是资源的分布均高度全球化了。同时，一个常被忽略的常识性事实是，我们虽然用“地球”来命名我们生存的星球，实则其表面积的百分之七十是水域。因而，海洋自然而然的构成了最具战略意义的交通介质。于是，障碍之海时代遂被新的通道之海时代所取代。 　　在这个新时代，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财富。同时，伴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