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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留日生法政学习及法政宣传 　　摘 要：清政府开始仿效日本实行君主立宪之初，急需大量具备西学知识结构的新式人才，于是向日本广派留学生。基于当时国情与留学生自身特点，法政科的学习成为不少留日生的选择。留日学生在日学习期间，通过办报、译书等形式，将西方的政治体制、民主自由观念、法制思想等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中国。他们对西方法政思想的宣传活动，在开启国人视野，增强人们法政意识和观念以及推进中国法政体系近代化的进程，发挥了启蒙作用。 　　关键词：清末；留日学生；法政学习；法政宣传 　　中图分类号： K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2-0040-05 　　庚子国变后，清政府开始效仿西方政治体制，从而拉开了清末新政序幕。西方民主观念、法政思想等也以报刊、书籍为载体，以日本为桥梁，以留日法政生为媒介传入中国。 　　目前，学界涉及留日生与中国法政近代化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如，李贵连、程燎原、丁相顺、尚小明等人，他们从政府层面、聘用日本人参与清末修律、留日学生的法政速成度教育等诸方面，探讨了日本对中国法政近代化的影响及留日生在推进清末宪政及法制改革中发挥的作用；郝铁川对清末至1949年中国派往各国法政留学生归国后的任职情况及其在法政方面的作用做了初步研究。专门探讨留日法政生在日本学习期间活动的研究还略显不足，笔者试图对留日法政生在日本期间的法政学习与法政宣传做初步梳理，进而揭示他们在开启民智、提高国人法政意识方面的地位与作用。文章探讨的“法政生”，特指法政科、法律科、政科留日生。 　　一、留日学生选择法政科的原因与背景 　　与以往留美、留欧教育不同，20世纪初期的留日教育开始由师法西方科技、军事向学习西方政治制度转化，由被动学习西方向主动求知转化；留日学生数量也远超前两个时期；专业选择上，几乎涵盖当时所有学科，最显著的特点是留日法政生人数较多。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留日学生选择了法政学习呢？以往论者认为是爱国青年顺应时代潮流，或将学习外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制度视为救国救民之路，或将学习法政当作升官发财捷径，导致留日法政生剧增[1]359。 　　然而，以往研究者忽略了一个现象，留日学生对法政的选择经历了由冷到热的过程，他们并非一开始就热衷于法政科的学习，对法政的选择是随着清朝改革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变化的。以1902年为例，当年肄业日本各学校学生共计216人，其中军事生115人，法科生12人[2]373-374，分别占肄业总人数的53.2%和5.56%，可见当时法政科并不为留日生青睐。留日学生监督杨枢也说：“学务大臣暨各省督抚陆续选派学生来东就学，综计人数已逾三千。然其中习普通科者居多，习法政专门者尚少”[3]34。再以1907年为例，情况则完全不同，当年留日学生共计6325人，仅就读于法政大学的有1125人，占留日学生总数的17.8%，（1125人不包括东京大学、明治大学、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等学校的法政科。否则，法政生的比例还会大。如：同年东京帝国大学清国留学生共35人，其中18人为法科生）[1]358-359。5年时间，法政留日生为什么会以这么大的幅度增加？透过当时国内外时局和中国传统，我们或许能看到更为直接而现实的原因。 　　首先，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完胜，进一步坚定了清政府立宪的决心。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06年宣布实行预备仿行立宪。政治制度的改革，宪政的制定与实施，需要大量具有政治、法律知识的人才。直督袁世凯说：“州县为亲民要职，尤当具法律、政治之知识，庶能剔积弊而合时宜[4]1469”。政治层面的改革，上至中央部门，下到州县基层，都为法政人才提供了就业市场。预备仿行立宪对法政人才的大量需求，促使留日生选择法政科。 　　其次，科举制的废止和中国知识分子“经邦治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和观念是掀起法政热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下的知识分子以穷则独善其身、达时兼济天下为已任，将入仕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在他们看来，只有入仕做官，才有施展经邦治国志向的舞台与机会，因而沉溺于科举考试。当科举制的废止中断了读书人入仕之路时，为实现“经邦治国”的抱负，他们必然要另辟蹊径。清政府对留学人才的认可，无疑为其找到新的出路。于是，传统知识分子把出洋游历学习法政作为实现政治抱负的不二选择。杨枢说：“诏停科举注重学堂，而学堂之出身不如出洋留学之易优”[3]23-24，由是留日法政生骤增。 　　第三，法政科的学习契合了科举制度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中国传统科举教育制度重文轻理，重经世济国、社会治理，轻自然科技，造就了传统知识分子中学根基深厚，自然科技欠缺的知识结构。以这种知识层次到日本留学，无疑理工科的学习对他们相当困难，而法政学习正好契合了传统教育经世济国、关注社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