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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马上办”谈行政效率立法缺位 　　近期，网上热点的新闻之一是湖北襄阳市樊城区将治庸办、纠风办、优化办等六办合一成立“马上办”办公室，据称成立该机构的初衷是针对某些政府部门存在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问题，能让企业、居民遇到的难题迅速得到解决。其实，“马上办”并非樊城区独创，2011年2月，山东济宁市多个部门就成立了“马上就办”办公室，1995年，广东东莞市也成立过“马上办”中心。这些“马上办”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一些地方政府积极响应群众诉求，力求创新工作机制的愿望，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个别地方政府机关办事机构重叠，职能不清，环节过多，机关工作人员庸懒散慢、消极履职的弊病。而这些弊病最终都指向现代公共管理过程中一个普遍性的难题——行政效率不足。 　　地方政府效率不足可以归结为诸多原因：在政治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角度，通常是因为政府职能错位，政府服务市场意识不够，缺少对公务人员的激励机制，现代化管理手段建设落后等。而站在行政法制层面，最重要的原因是行政效率原则及相关配套制度没有引起立法机关足够的重视，提高行政效率的相关立法存在着缺位现象。 　　一、行政效率的立法缺位 　　1、立法没有明确规定效率原则为行政法基本原则。按照学界通行的观点，在国家权力行使过程中，相比较而言，立法活动更侧重于讲求利益平衡、政治妥协；司法活动更倾向于公平正义、权利保障；而效率被看做是有助于实现行政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