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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精神与今日大学价值重建 　　摘要：人是一个价值的存在。在市场经济逻辑的主导下，今日之大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变成了职业训练所，大学的价值教育逐渐被边缘化。以人物为中心的中国传统书院不以“实学”为重，而以涵养心性为业，体现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旨趣。传统书院的教育理想以及书院精神在当前的延续，揭示了大学价值教育的中心在于“立人”，大学的根本价值在于“人”的精神气象。 　　关键词：人文；书院精神；价值重建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人之为人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作价值判断，并依此指导行动。因此，作为一个价值存在的人应当有价值的支撑，努力活出有意义的人生。大学是价值启蒙的场所，它应该提供良好的环境，让学生的价值意识得到充分发展，使之形成合理的价值观，实践有价值的生活。然而可惜的是，今天的价值教育出现了危机，很多大学不再以传承、捍卫和实践人类价值为目标，更多的是以大学排名、毕业生出路和论文数量等肯定自己的价值。学生们没有得到真正的价值启蒙，他们学习了知识，却没有了情怀；具备了能力，却遗失了关怀；获得了个人物质上的“成功”，却无处安放“心灵的家园”，在“赚钱—消费”的人生目标中成为单纯的“劳动者”而丧失了人生价值指向的内在追问。因此，如何在大学教育中进行价值重建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钱穆先生为新亚书院制定的《新亚学规》开宗明义地指出，“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随后他又强调“祛除小我功利计算，打破专为谋职业、谋资历而进学校之浅薄观念……于博通的智识上，再就自己材性所近作专门的进修，你须先求为一通人，再求成为一专家。”[1]（P1）新亚办学的旨趣，不是专科教育，不是技术教育，也不是帮学生谋资历、谋职业，把学生当作经济发展的工具，而是把个人德性的培养置于教育的中心，即培养“一个活的完整的人”。钱穆先生创立新亚书院，旨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幸福谋前途。”[1]（P15）可见钱先生对“书院”的价值观颇为认同。而纵观今日中国之大学，在横向移植欧美模式的主流之下，渐渐遗忘了中国书院的育人传统。虽然书院已成为历史，然而其在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史上所发挥的育人作用，仍非常值得当今日益世俗的大学教育借鉴。 　　一、行道与做人：中国书院的人文关怀 　　书院之名始于唐中叶贞元年间用以藏书修书的丽正书院和集贤殿书院。唐末五代，读书士子隐居山林，授徒讲学，常以书院命名读书讲学之地，成为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至宋代，形成了一批颇有影响的著名书院。书院一般建在山水佳处，其创办者往往选择“燕闲清旷之地”，让来此有志于学者远离喧嚣和功名，以涵养心性。书院在山水之间，抵抗着功名利禄的诱惑，颇有一番上山修行之意味。这也正是书院的办学初衷。 　　古代科举是重要的选拔人才制度，在“学而优则仕”的宗旨之下，为国家培养经世治国人才，难免熏染了功名利禄之心，甚至以此作为教育的终极目的。书院作为私人的办学方式，其理念与当时的官学或科举的教育目标大相径庭。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指出，“抑今郡县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考其德行道义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书，使人见利而不见义”[2]（P193），因此提出以书院来救治这一科举之害。《白鹿洞书院揭示作跋》首先就指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其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2]（P201）因而书院的培养目标是如何做人，而不是做官。换言之，书院的办学目的，不是为了求取功名，而是以自身修养为目的，悉心培养有德性的人。 　　在千余年书院的发展历程中，多次出现官学盛书院衰、书院盛官学败这种交替互补的情形。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朝廷集中精力发展官学时，书院便遭冷落。另一方面是有志于教育的名家大儒看到官学务虚文、逐名利的弊端，致力于以书院来“救”科举，培养真正的君子、仁人。故而，书院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教育理想，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中国的书院教育大多以人物为中心，即以名师大儒的学术成果为主要内容，学徒大都是慕名而来，如朱熹与陆九渊会于白鹿洞，遂请陆九渊先生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成为白鹿洞书院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一次讲学。 　　“行道于天下”[3]（P11）是中国人的最高理想。在中国人的人文观念中，朋友、夫妻之间都有一个人与人相处之道，此“人道”扩展到全人类和全天下就是“天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寓于个人体验“道”和践行“道”的过程中，其核心就是做人。“人能弘道”，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时，指出办书院不是为了学生求利禄、习文词，而是要培养真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