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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与乐队《垓下遗恨》创作研究 　　【摘要】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我国民族器乐作品创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得了较高的发展，特别是二胡作品在创作与演奏在众多民族器乐发展的进程中更胜一筹。国乐大师刘天华在二胡演奏技术上借鉴小提琴，并将西洋的作曲技术应用在二胡的创作上，赋予了二胡新的发展意义和美的历程。《垓下遗恨》以安徽花鼓灯音乐为素材；以霸王别姬的历史故事为题材；速度与板式上则借鉴唐代大曲的结构模式。 　　【关键词】二胡；创作；结构 　　1 引言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高度的文明。它的高度文明也包含了音乐发展的高度文明，而中国胡琴在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自隋唐时期的二胡雏形——奚琴（亦称嵇琴）[1]的形成，到宋代二胡发展的极具规模“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见。”[2]再??明朝成为合奏以及戏曲伴奏的重要乐器，一直到上世纪初二胡大师刘天华、华彦均和吕文成“二胡三杰”的出现，逐渐使二胡摆脱了民间的自娱自乐的状态，真正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刘天华借鉴小提琴的演奏技术，制定了二胡的把位、弓法、指法等演奏技术，并将西洋的作曲技术应用在二胡的创作上，赋予了二胡新的发展意义和美的历程。二胡在他们三人的努力之下，才逐渐改变了 “悲情”的命运 ，使二胡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二胡艺术逐步成为群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音乐种类之一。 　　2 创作题材 　　二胡与乐队《垓下遗恨》是以“楚汉之争”中项羽兵败的历史为题材。但该曲创作思路来源于项羽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3]该曲想表述的故事情节大致如下：公元前二0六年，秦王朝灭亡。以项羽和刘邦为代表形成了两大政治集团，为了争夺农民起义胜利的果实，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公元前二0二年十月，项羽军被刘邦军队围困于垓下﹙今安徽省灵璧县境内﹚。《垓下歌》歌词苍凉悲壮，情思缱绻悱恻，这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此刻竟流露出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哀叹。而虞姬则怆然拔剑起舞，并以歌与之相和：“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歌罢自刎，以断项羽后顾之私情，激项羽奋战之斗志，希望其胜利突围。而项羽终以“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刎于乌江。项羽虽败犹荣，亦可歌可泣，以至于众多艺术形式都将这一历史题材搬上了舞台。 　　2.1 琵琶曲《霸王卸甲》和《十面埋伏》是我国两首传统经典曲目，两首作品的结构大致相同，由战前准备、战争场面、战事结局三个部分组成。但这两首作品在具体表现内容上却各有的侧重点，以诗为证：“惟十面为得胜之师，卸甲为败军之众”（《养正轩谱.顾曲须知》）。[4] 　　2.2 交响叙事曲《乌江恨》由著名作曲家杨立青教授从琵琶曲《霸王卸甲》中精选出音乐素材所创作的。作品中体现了现代人对项羽自刎乌江这一复杂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思考，在作品立意上突出戏剧性、抒情性和哲理性，并因此而兼收并蓄地运用了现代技巧和传统手法，从而赋于《乌江恨》以不同凡响的独特魅力，全曲由六个段落：引子、列营、赓战、楚歌、别姬、尾声，乐曲结构严谨而完整。[5] 　　2.3 此外，王树的交响叙事曲《十面埋伏》、陈培勋的交响诗《十面埋伏》、王酩的琵琶协奏曲《霸王卸甲》以及周龙的琵琶协奏曲《霸王卸甲》等等，都对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进行了不同方式的诠释。这些音乐作品几乎未脱离琵琶曲或琵琶的元素，而该作品则以二胡传统音色、双音音色以及二胡的非常规演奏产生的“噪音”音色，运用全新的素材、体裁来描写同一题材的历史故事。 　　3 《垓下遗恨》的结构分析 　　“结构，乃万物存在的方式和载体，是自律并具有形式化的各结构元素相互关系的总和。”[6]中国传统艺术，素有重视章法结构的悠久历史。如：《礼·良》称之为：“有序。”；《闲情偶记》则说：“结构第一。”这些均要求艺术作品有始有终、首尾一体、均衡对称，成为民族的重要的传统欣赏习惯。传统艺术另一方面又很注重艺术创作者的主观创造性，所谓“任笔为体，聚墨成形”，类似民间音乐即兴发挥、随意铺陈的特点。其原则是：有利于作品主题思想的表达，遵循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规律。[7]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垓下遗恨》虽没有尊崇西方曲式的结构形式，而立意上则借鉴一般唐大曲 “散”、“慢”、“中”、“快”、“散”的结构模式，依据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设定为：“散”、 “中”、“快”、“慢”、 “散”、“急”。 作品在“有机的统一体内的‘恒’与‘变’相互渗透、合为一体，音乐在散与序、慢与快、静与动之间不间断地一气呵成地发展，这是中国音乐结构思维中最有价值的部份。”[8]全曲结构图示如下： 　　散 中 快 慢 散 急 　　段落：（引子） （力拔山河） （垓下之围） （虞姬诉） （过渡） （壮志未酬） 　　小节：〔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