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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告为中心文学编年史写作断想 　　事情的开端大约在两年前，记得理群君和我讨论预备再合作一次，编写一种以文学广告来折射文学万象的大型著作，那时我是爽快地答应了的。我意识到，我们将要编写的是一部全新的文学史。 　　但是，什么是以文学广告为中心视点的文学史呢？它能否成立？注重商业利益的广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公平地、准确地、全面地反映现代文学史的面貌？说句实在话，开始我也没有太大的把握。其时，我刚刚出版了独立写作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转过头来又扎进这样一种集体写作的、前途不可测的文学史中，这是“冒险”。我是完全被一个产生“多样文学史”的时代所召唤，被一种严肃的富有很大学术挑战性的课题所吸引了。回想30多年前我们读研究生时，凭借着大量翻阅现代报刊，曾直觉地嗅闻到往昔年代的文学空气，眼前仿佛掠过纷至沓来的社团流派和各种姿态的??家身影，这情景有的就是经过“广告”的文字图像而获得的。在我看来，文学广告的视野，就是一种特殊的“读者反应”。这种文学史可说是各样文学史中的独特品类。它可以突破历来文学史的“全知”、“单一”的俯视文学现象的眼光（实际却是有限的），通过广告内含的各种“语言密码”，泄露各种声息，发出各种音调。这也应该是现场感极强的一种文学史。如果说我们努力接近文学的原生状态，以使过去因种种缘故遭受歪曲变形的文学史更接近“事实”，让后来的接受者也有自己判断的权利，那么好了，这正是此种文学史的强项。因为“文学广告”系当时人所写，它包容了当时社会的接纳心理、当时人的文学理想、价值观念，以及文学对当时的人和社会的反作用力，是以历史资料形式保存到今日的活化石。比如在1932年的“化石”上，当时首次给四大作家做评传，对象是郭沫若、茅盾、张资平、郁达夫；而1935年“化石”上留下的印迹，排出的四大作家成了鲁迅、周作人、茅盾、郁达夫；它们与后来的“鲁郭茅巴老曹”都不同。而对于这些不同历史材料的了解、分析、阐释，必将改变今日人们的看法（对“广告”的某种解释必然煽起读者的参与热情，掀起试做另外一种解释的欲望），因为这些材料是既保留了文学现场又被今昔时空充分穿透了的。当然，因为“文学广告”的人文性质、思想文化性质和商业销售性质的搀杂混合，这种文学史必然也是将文学和商业的关系作为线索之一来处理的，是充满了文学与商业的双重张力的。我们可以从中望见文学作为“商品”的现代进程（郁达夫为浙江公路局写游记包含了对方的商业动机，可《屐痕处处》是美文，足可传世），以及商业化如何促进文学、改造文学、腐蚀文学的各个侧面。抱着对此种文学史性质的基本的、也是较朦胧的思考，我沉入到编写活动中去了，一晃便是数年。 　　从寻找文学广告入手，是全书最初“起跑”的要务。我分工负责第三卷，所跨年限为1928年至1937年。大约从我开始研究1930年代的讽刺小说起，我在学术界便经常担当1930年代的文学研究课题，无论是小说史、文学史或者思潮史。就像那句话说的，“从来如此，于今为烈”，我已习惯了。与大家一起寻找广告的过程，加深了我对文学广告与文学史关系的认识。这里，广告是全部文学史叙述的出发点。广告按照编年顺序排列，成为全书的基本结构。就像中外作家可以用人物、场所、生活的词条构成小说一样，我们是用广告词条构成文学史。全卷的广告经过“海选”，即尽量不带框框地撒下网子去捞取，主要将1930年代散落于报刊书籍上的书面文字广告，从作品、期刊，到重要的文学思潮、活动、宣言、组织章程，发刊词、编后记、新闻及其他杂类，尽量多地收集起来。按照写作分工，由高恒文负责收集京派文学方向的，吴晓东负责海派文学方向的，我负责左翼文学方向的，钱理群补充其他方向的，有专攻也互相协作。待有了一定数量之后，互相传阅影印件，在会上自由讨论，使初选尽量少带主观成见。这样，以广告的实存为第一要素，把特别具有启发性的、格式图样富有创意的文学广告真正遴选出来。比如选了《文艺新闻》发表的五种作家绰号表，来反映当年更加复杂的社会接受心态；选传记文学、儿童文学、文学年鉴、作家书简、内部档案和尊孔、看“萧”（萧伯纳访华）等题目，来反映过去文学史很少注意也无法注意的角落。当然要防止有广告便为重、无广告便为轻的简单化倾向，在初选后加上纵观全局、全史，进行适当的补充，如《子夜》的北方读者反响，如《地泉》三版时左翼自己的“清算”，如民族主义文学的提倡及其主要作家作品的分析等，都陆续加以补充。曾发现李劼人的“大河小说”（《死水微澜》等三部）找不到广告，可能与留法归蜀的作家生活方式有关（他把书稿虽然给了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但本人太疏离上海文学界了），便另找替代品。1932年至1937年在河北定县由熊佛西主持的“农民戏剧实验”也找不到广告，这又是一种类型，是由于思潮活动不大会登载广告以作自我宣传造成的，也要设法弥补。总之，寻取广告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