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番妇”入关天朝旧闻.docVIP

禁止“番妇”入关天朝旧闻 　　外商老公来中国做生意，老婆或女眷可以跟着一起来居住吗？今天看来这一定是个白痴问题。但在两百多年前的中国，这绝对是个问题，而且是个不容讨价还价的重大问题，而后竞发酵成鸦片战争的诱发因素之一了。 　　真有这么邪乎？真的。 　　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广州一口通商政策已延续80余年，并授权行商设立商馆，供外商居用。自此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以英国为主的外商一直为两件事绞尽脑汁，不断抗争。一是要求大清国开放更多的口岸，另一个就是要求获准来华商人们的妻子或女眷一同居住出入中国。但构成大清国闭关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对外来之人之事的限制和约束，此乃国策。兹事体大，一点没商量。跟着商人丈夫一起来的女眷，远涉重洋，来到这个神秘的国度，只能呆在船上，不得上岸。 　　彼时中国仍封闭如常，一以贯之“男女大防”、“夷夏大防”，岂可容你洋人夫妻甚至洋女人随便在我这儿招摇？它与固有伦常秩序一脉相承，是延续中国数千年的国家社会管理的基本手段。不可能因为你洋商的不满而宣布作废。麻烦的是，18世纪以后，中外贸易不断攀升，商人携女眷来华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成为中央和地方头疼的事情。1746年，两广总督下令，女眷不得进入广州，只准在澳门停留。那地方反正葡萄牙人已居住了近两百年，你们金发碧眼的一块儿呆着去。但是，眼前广袤丰饶的中国大陆而不得入，只能让夫人在澳门这弹丸之地蜗居，洋商心里十分不买账。 　　这种愤懑情绪终于在1751年7月（乾隆十六年）的一天爆发。 　　荷兰商人亚毕时（清朝官方文献中称“老连”）拥有一条600吨的大型帆船，名“海马号”，身价不菲。老连来中国做生意也不止—二次。这次，老连不仅带着老婆，两个女儿也一同捎上了。“海马号”从阿姆斯特丹启航，绕过好望角，一家老小担惊受怕惊涛骇浪奔波十多个月，终于抵达虎门与黄埔之间的狮子洋海域。 　　很快有奏报到广州府衙，红毛船“海马号”直驶广州而来，货主、船员及随行医生、牧师、厨工千百余人等，载有火炮和炮弹。后者显然是防卫海盗的。关键是有三个女眷。最后一句让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广州商馆（即十三行）商会会长严济舟如临大敌，于是紧急约见在驻的荷兰商馆秘书磋商如何阻止“海马号”进入广州。荷兰商馆秘书和行商潘某划船到“海马号”船舷，告知禁令。老连立即失色，妻女历经艰险到达广州，却不许她们上岸，我怎么对得起她们呢？求求你们帮帮忙吧。潘某只能说再向官府汇报，让他们耐心等待。老连没耐心等回音，就带着妻女从澳门冒险登岸进入广州，七转八弯把她们安排在广州瑞丰洋行居住。 　　这下事情搞大。荷商妻女竟敢挑战女眷不得上岸禁令。广州官员严重关注。随后宣布，按例应对老连等驱逐出境，但考虑到老连为船主大班，而且由澳门进入“省馆”，因而“姑且宽典，以示圣朝怀柔之至意”。饬令老连立刻将妻女带回澳门寓居，待他做完生意一起回国。老连无奈，只得照办。这件事后，广东布政使再颁规例，晓谕中外：以后有外国商船到澳门，必先派人查明有无妇女在船，如有，即将妇女送去澳门，船方可进入；如有藏匿，就不得进入广州口岸进行贸易。如派去查看的人隐匿，任由外商携女眷来广州，或行商故意违规接待，取悦洋人，将严参该员，从严处罚，外商船货一并原路返回。 　　6年之后的1757年，因英国东印度公司“中国通”洪任辉擅往定海做生意之事，乾隆断然下令，“口岸定于广东，洋船只准在广东收泊贸易”。康熙开设的“四口”（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只剩粤海关“一口”。 　　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出台《防范外夷规条》，规定愈加严厉：“夷商必须住在行商开办的商馆内，不得在广州过冬。家眷只能在澳门安置，不得进入广州”；“夷商在广州不得坐轿。不许学中国话。不准购买中国书籍。不得雇佣中国女佣”；“夷商船只到广州停泊时，调动人员弹压稽查”等等。“一口贸易”之下，这项国策只能强化不能削弱。洋商们为了生意，忍了。但心里怎么会服气呢？ 　　外商心里不满，但行为上绝不敢造次。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拥有严密社会结构的铁幕帝国。先后在广州、澳门和香港居留了20年的美国人亨特后来在他的《旧中国杂记》中痛苦回忆：“我们这些可怜的广州外国人，都是身不由己的修道士。就连女人的声音，都是一种奢侈品，广州政府的官员是不允许他们的外国同性们享有的。” 　　1830年10月，第二个“老连”向“番妇禁令”叫板。不同的是，这是一次预谋行动。这一晃，前后间隔近80年。 　　主角名盼师（Willian Baynes），时任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华“管货人委员会”主席，中国习惯称“大班”。此人一向主张对华“以硬对硬”，酝酿已久，决意公开单挑“洋女眷”禁令。事先，一个谢姓大胆行商成为向他提供轿子的同伙。那天，盼师携夫人和葡萄牙女佣从澳门进入广州，沿途招摇。盼师夫人身穿欧洲妇女时尚装束，半袒的丰胸和雪白胳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