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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脱亚入欧”思想轨迹 　　摘 要：“脱亚入欧”是被称为日本近代之父的福泽谕吉为近代日本设计的国家道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正是在这条道路的指引下，快速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这条道路同时也给亚洲人民带来不可磨灭的伤痛。文章通过福泽谕吉早年的经历和各个时期的相关作品及言论，解读其当时的亚洲观和西洋观以及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并结合当时日本国内外形势分析福泽谕吉“脱亚入欧”思想的形成轨迹。 　　关键词：福泽谕吉；脱亚入欧；中国观；西洋观 　　中图分类号：B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4-0026-06 　　“脱亚入欧”是日本近代所走过的国家道路，这一道路的始作俑者是被称为日本近代之父的福泽谕吉。福泽谕吉作为日本近代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一生著书立说，曾发表了诸如《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宣扬西方近代文明、开启民智的优秀著作，对日本近代化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为了使日本尽快跻身于西方发达国家行列，他发表了极力怂恿日本对外侵略的《脱亚论》，直至今天还备受非议。出生于儒学世家的福泽，如何由一个儒学者转变为西方文明的传播者？又怎样通过宣扬西方文明走上了脱离亚洲，甚至侵略亚洲的思想道路？其思想对日本近代国家的确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理论的形成与其早年的生活经历和当时日本的社会背景，尤其是当时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 　　一、福泽谕吉早期的经历及其中国观 　　福泽谕吉出生于江户末期一个下级武士家庭，父亲是一名知识渊博的汉儒，但由于身份低微而终生不得志。受家庭影响福泽早年曾学习儒学，虽然也曾熟读《四书》、《五经》等汉学典籍，但因身份低微受尽屈辱，让他对身份制度深恶痛绝，早年的儒学积淀并没有让福泽对中国产生多大的亲近感和认同感，相反却成为他渴望平等，追求自由独立的逆动力。在福泽心中，身份制度与当时作为正统官方学问的儒学一脉相承，父亲精通儒学，知识渊博却因为身份制度终身不得志，对身份制度的不满无形之中叠加到想象中的中国身上。熟读《四书》、《五经》不能改变他的命运，他更渴望获取新??实用的知识学问。而当时日本正值黑船事件后，西方“炮术”受到社会关注，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兰学产生兴趣。19岁的福泽谕吉便离开出生地中津蕃，游学长崎开始学习在当时还受到传统汉学排斥的兰学，通过荷兰文获取西方文化。 　　在学习以自然科学为主的兰学过程中，进一步改变了自小叛逆的福泽谕吉的思维方式，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医（日本称汉方医）的态度上。《自传》里描述了兰学塾的学生们见到中医塾的学生们后的厌恶之情，“我不仅讨厌中医，即连儒家也很憎恶，总认为中国派的东西都应该打倒，这好像是注定了的”[1]78。他把中医经典《伤寒论》称为两千年沾满污垢的杀人书，声称早晚要消灭他们。虽然福泽自己也说并不是真要消灭他们，只是“辱骂中医学派不学无术，为兰学学生扬眉吐气罢了”[1]78，但是可以看出，在当时福泽谕吉的心目中，所有来自于中国的学术，不论是儒学还是医学，都是百般无用的骗人把戏，都是压制排斥先进兰学的保守势力，他还想当然地认为作为这些无用学问的输出国，自然也是保守落后的。这表明客观实证的西洋近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已经开始影响到有深厚儒学修养的福泽谕吉。 　　25岁时福泽谕吉开始学习英语，并于1860年、1862年冒着生命危险两次远赴美国。英语的学习经历和两次赴美的实地见闻，让福泽谕吉亲眼看到了与封建专制、等级森严的日本完全不同的美国文明社会。欧洲各国民主开明的政治、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强大的军事力量等等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据说福泽途经中国香港、新加坡的航程当中还热心地观察了解了中国的时局。在香港他看到殖民地统治下的“香港本地人风俗极其卑陋，完全受英国人的驱使。在新加坡，他观察到从中国来此躲避战乱的中国移民有大约5万人，占当地人口的一半。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国民的愚昧卑屈与欧美文明国家间的天壤之别，再一次降低了清朝中国在福泽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亲身触地的美国经历给了福泽一个反思日本的视角，让他能够摆脱日本幕末攘夷派那种不谙世界发展潮流、唯我独尊的狭隘意识，在国际交往这个更广阔的视角上思考日本的近代化发展问题。而清朝中国和欧美国家间的巨大反差，让他确立了开港、开国，学习欧美的日本近代化目标，清朝中国则成为他劝诫日本人的反面教材，这种反面教材的言论集中体现在他早期的作品《唐人往来》中。 　　在《唐人往来》里，福泽谕吉主要用中国两次鸦片战争的惨痛失败为例，阐述了他自己对于幕府开国和亲政策的支持和对国内攘夷派的反对。他认为西洋诸国来到日本要求开国的理由“不是来盗取日本国”，而是想追求贸易并“带着理所应当的礼义”，想和日本“亲密地交往”，所以“日本也应该遵从世界普遍的道理更加尽力诚信地交往”。反观中国，清政府指西洋诸国是夷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