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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最有故事大学问家 　　邓正来走了。 　　有人说他是学术界的豪杰；也有人说他满身江湖气，不像学者。 　　“他是这个时代、这个年龄段最有故事的学者。体制内、体制外，启蒙、革命、改良，民主、威权、转型，学术自救，学在民间。” 　　这是著名学者邓正来日前因胃癌离世后，历史学者马勇对他的评价。邓正来被称为“中国近二十年来西学东译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更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的江湖故事特别多，也特别生动。 　　狂狷的特立独行者 　　2012年的最后一天，邓正来开通了微博，写的第一条博文是自己的“重生宣告”：我天性开朗，一生都奉行向死而生的原则。“三教九流”的朋友前来探望，让喜欢热闹的邓正来觉得，这是“一副至少和大夫们开的药剂一样好的药”。他对好友周国平说，生命不在活多长，在它的精神维度。 　　学术上，邓正来的水准的确一流。在2000年到2004年总共21个学科的论文引证率中，邓正来在6个学科中位居前50名，是中国唯一一个横跨六个学科，并在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核心社会科学学科同时位居前五名的学者。 　　圈内人都知道他在学术上的“大抱负、大格局”。2009年，邓正来创立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历史学家许纪霖在祝贺词中说，这“将对上海的学术界带来很大的变化”， 却令邓正来有些不高兴：“你以为我的志向仅仅是在上海吗？” 　　“我们认识大概是在1985年，那时和他打电话，聊的都是学术上的事儿。一聊就是几个钟头。”《读书》杂志执行主编、学者王焱回忆。在他的印象里，邓正来一直是个“精力过剩”、“干起活来特别猛、下死力”的人。 　　《中国书评》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是邓正来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创办的刊物。特别是后者，邓正来将之诩为“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第一期刊”。他还曾对历史学家袁伟时透露，想成立一家民间研究机构，全面超越官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一家权威的、体制外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天下英才尽入我彀中’的感觉，邓正来是很喜欢的。”许纪霖说。邓正来总能将诸多一流学者凝聚在周围，开展各种学术活动。他张扬豪爽、直言臧???且能喝善饮的“真性情”也在学界尽人皆知。 　　邓正来的弟子孙国东对此有着不同的解读：邓正来身上有很浓的江湖气，喜欢热闹，恰恰是他遵循了一种学术原则的“学术包容”。在他组织的会议中，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能够坐到一起——“邓正来有自己的方法让这些人坐在一起，真正地超越左右”。 　　这个曾叫嚷着自己“要竞选总统”的不甘寂寞的人，却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 　　“三无人士”的“学术流浪” 　　1985年，北京外交学院研究生毕业的邓正来29岁，此时有一份好工作等着他。但他做了一个让人惊愕的决定：他不想成为任何一家学术单位的工作人员，而是要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学者。 　　“其实什么规划都没有，就是想做读书人。对体制，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忧，它可能会给你规定很多东西，让你遵守各种各样的纪律，这些我都受不了。我是一个内心特别渴望自由的人，你要是让我坐班、开会，我就会感到无所适从。”他说。 　　但这种“学术流浪汉”的选择，新中国成立后并未有之。那时候的市场经济也还不如现下发达，一个学者，离开了体制，特别是离开了体制还搞学术，几乎意味着活不下去。 　　这事引起了轰动，《中国青年报》当时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则报道，称他是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报道除了轰动以外，估计也有担忧：这路，能走下去吗？ 　　自此，邓正来过上了居无定所的盲流生活：没工作、没房子、没户口，他有的只是铺盖卷和装满书的书包。他漂在北京城，睡过同学的办公室，也睡过七八个地下室，还在寒冬的地铁站里跑步抗寒。他每天的工作，几乎只有读书和翻译，以及“想自己的问题”。 　　那时候，没有身份的人常常被人瞧不起。邓正来没有身份，没有证件，就更无法到图书馆借书看。他想看书，只有请好朋友帮忙借。他甚至有过在路上被警察拦住查证件的经历，最终谎称是某学校的学生才得以脱身。 　　“我住过的地下室，多得自己都数不清了，主要是在海淀中关村一带，北大的边上，有的还紧挨着臭水沟。”有媒体报道称，邓正来靠着稿费生活，但又不接受约稿，都是自己写完了以后，才交给别人。 　　据邓正来说，有时候，一年也写不出一篇文章来，每天就是读书和苦思冥想。这将近10年的动荡和贫困，在他看来很美，至今都非常留恋。 　　在上世纪80年代，大陆对西方法理学，知之甚少，邓正来适时献出译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这是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的著作，该书给学界打开了一扇窗子，影响了一代学生，甚至学者。 　　直到2003年年初，邓正来才结束了自己长达18年的“学术个体户”身份，成了吉林大学的教授和博导。 　　邀请邓正来到吉林大学做客的人，是著名法学家、时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的张文显，也是邓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