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冲破重围跨国婚姻.docVIP

那些年,冲破重围跨国婚姻 　　现今，跨国婚姻已是寻常事，人们对此也越来越包容。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里，国人几乎谈涉外婚姻而色变。新中国跨国婚恋走过的历程，可以归功于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流的愈益频繁与国人心态的逐步成熟。 　　由于工作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笔者就曾亲历了马里留学生蒙科罗·苏恩卡里与中国姑娘的跨国婚姻。当1981年10月中旬的一天。华东纺织工学院（现东华大学前身）的马里留学生苏恩卡里赴京求见马里驻华大使，将两张鲜红的结婚证平摊在大使面前时，这位资深外交家大吃一惊：“啊？真有此事？！”他没想到，一个非洲青年竟能如此顺当地同中国女子在中国完婚。 　　大使的诧异不是没有缘由的。它起因于对中国一个特殊时代的记忆。 　　陈老总拍板的一桩跨国婚姻 　　1966年初夏，中国的“文革”运动正迅速升温，有关“外国人”的话题在“批判封、资、修”的群众运动中变得越来越敏感起来。上海同济大学喀麦隆留学生杜马和同班中国女生金晓荣却偏偏在此时“不合时宜”地向有关方面登记结婚。在当时那样的情势下，后果不难预料，非但申请未获批准，反倒引火烧身招来是非，直至最后金晓荣被发落四川，两人被迫劳燕分飞各奔东西。 　　“大串联”开始后，全国红卫兵热情高涨，不花一分钱成群结队走遍大江南北。金晓荣在大潮的裹挟及“掩护”下，回到上海直奔心上人而去。不料风声走漏，一张大网向她悄悄伸了过来，火车刚进镇江站即遭截留，同济大学红卫兵不由分说便将一个弱女子遣送回安徽老家。 　　在上海无书可读又不得与情人相见的杜马心灰意冷，他决定取道北京回国，并把这个决定写信告诉了金晓荣。金闻讯日夜兼程秘密赶往北京，终于在金桥饭店见到了日夜思念的爱人。不想就在此时，红卫兵犹如“天兵天将”又一次不期而至。于是风波再起，“官司”一直打到了外交部长陈毅那里。最后由陈老总拍板，有情人总算终成眷属，他们在北京结了婚并一道登上返回喀麦隆的飞机。1981年，已养育了一子一女的杜马和金晓荣重访母校。夫妇二人绕着同济大学的围墙走了一圈又一圈，当走完第三圈时杜马深情地说：“尽管十五年前的那一幕让我深深感到痛苦，但母校的养育之恩仍是我们永志难忘的。” 　　自杜马和金晓荣之后，“文革”十年中国几乎再无一例跨国婚姻。那些年月，在中国和外国有情人的心头，“异国鸳鸯”始终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 　　在邓小平干预下完婚 　　即便在新时期的初始，春回大地乍暖还寒，阴霾一时仍很难完全散去。此时上海又发生了一件“通天”的跨国婚案。 　　1977年，复旦大学法国进修生奥迪尔·皮尔坎同中国小伙子田力在田径场上一见钟情。他们一个是学校的女子短跑冠军，一个是学校的男子跳高冠军，对体育的共同爱好让他们走得越来越近。然而当他们提出结婚申请时，历史再次重演：婚请遭拒绝，田力被隔离。 　　奥迪尔被眼前的一切震惊了、激怒了，她不明白两个年轻人的爱究竟触犯了哪条“天规”。姑娘一连写了几封信，直接向联合国秘书长求援，向法国总统求援，向法国国民议会议长求援。姑娘的真诚打动了法国政要，他们向中同政府转达了奥迪尔的心愿。后来在复出中国政坛不久的邓小平的干预下，最终玉成此事。 　　1977年9月27日，法新社记者从北京发出报道：“中国领导人今天批准法国留学生奥迪尔·皮尔坎同中国工农兵学员田力结婚。”报道特意指明，“这个决定是文化革命以来没有先例的。” 　　有了这一案例，中国地方当局在受理涉外婚姻时即有了可援之据。依凭中央政策，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会同民政部门建立了一套受理跨国婚姻的临时机制，自1978年起为一对对异国情人铺设了走向“红地毯”的通道。这个临时机制一直运行到1983年中央政府首度颁布《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结婚登记的几项规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苏恩卡里作为1966年以来第一个在上海同中国公民结婚的非洲人受到了马里大使的特别关爱。 　　大使说：“他若再娶，你可起诉他” 　　苏恩卡里是1976年来到中国的，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了一年汉语后，次年进入上海纺织工学院。1979年夏季，该校部分中外学生发生冲突，双方动了手，事态一度闹得难以收拾，经政府和学校多方斡旋才使风波平息下来。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作为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同一些外国留学生有过多次接触，苏恩卡里便是其中之一。起初他情绪十分对立，经过反复沟通，逐步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信任，慢慢便“化敌（对）为友”，最后如他所说，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加兄弟”。 　　1981年7月的一天我去学校看他，小伙子一反常态显出了少有的严肃和拘谨。几番嗫嚅后他终于吐出了一段话：“我很快就要毕业，在回国之前，我想和一个中国姑娘结婚，她叫董美丽。李老师，你看中国政府能批准吗？”我微微笑了一下对他说：“只要你们的选择是负责任的，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