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和他乡村电影.docVIP

邵逸夫和他乡村电影 　　1926年的一天，19岁的邵逸夫与三哥邵仁枚，扛着放映机，提着装影片的箱子，穿越马六甲的一片森林，准备给林区工人放电影。因常年无人行走，小路已被带刺的灌木和杂草阻塞得不见缝隙，锋利的草叶很快划伤手背、小腿，汗水一流过伤口，就是一阵钻心的疼。走在前面的邵逸夫，拿一把尖刀砍开棘刺前行，邵仁枚扛着放映机跟在后边。 　　正当兄弟俩小心翼翼地前行时，邵仁枚突觉脑后一阵冷风刮来，他回头一看，一头花斑豹正张开血盆大口逼近……只听得“砰、砰”几声枪响，他们睁眼一看，花斑豹已应声倒下。原来，林业工人见兄弟俩迟迟未到，就请几位土著猎人前去迎接，及时相救。 　　到南洋乡村放映影片，是邵逸夫电影生涯的重要时段。上世纪20年代末，邵逸夫和邵仁枚组织了六组流动放映车，装上放映机、银幕、桌椅、帐幕等，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城镇、乡村巡回放映。彼时，南洋诸多小镇有很多华人，平日里没有娱乐消遣的去处。邵氏兄弟的流动放映车来了，他们便蜂拥而来，享受着流动电影的带来的乐趣。 　　兄弟同心闯南洋 　　早在上海求学时，邵逸夫得以常出入娱乐场所，渐渐痴迷于戏剧与电影。可以说，邵逸夫十六岁时，就已正式接触电影，让他“触电”的人，正是大哥邵仁杰。 　　邵仁杰最初在上海一家中法振业银行担任法律部经理，后与朋友联合收购了一家小剧院，以演出文明戏为主。慢慢地，随着无声电影的出现，尤其是卓别林的喜剧电影出现后，看戏的观众越来越少。到1923年，邵家在上海的所有家产，只剩下一幢房子和一个剧院了。 　　眼看生意难做，邵仁杰萌发了拍电影的想法。他召集三个弟弟，商定卖掉住宅，搬进戏院，集资1万大洋，以原来的演员为班底，购买了一台电影摄影机，成立电影公司。 　　1925年6月14日，上海闸北横滨路上鞭炮齐鸣，邵仁杰创办的“天一影片公司”挂牌成立，正式闯入尚属草创时期的中国电影业。涉足电影业后，邵氏兄弟开始自封雅号：大哥仁杰，号醉翁；二哥仁棣，号邨人；三哥仁枚，号山客；六弟仁楞，号逸夫——四兄弟的别号均出自陶渊明的田园诗篇。 　　公司成立之初，可???清一色的家族班底 ：醉翁是制片兼导演，邨人擅长编剧，仁枚善搞发行，邵逸夫摄影。当时，邵逸夫的工作比较琐碎，打扫卫生、管理道具、跑腿打杂等。有时，为了借一件道具，他要跑上几十公里，有时还会挨骂。 　　凭着商人直觉，邵醉翁把观众群定为一般市民。他认为市民虽有三教九流之分，可有一点是共通的：大家对传统文化与道德的依恋及对视听娱乐的追求是不可更改的，应采取立足“本土化”的制片路线，大力拍摄宣传“劝人为善、仗义行侠、忠孝节义”等旧道德、旧观念为主的影片。事实证明，这个判断很正确，公司成立不到半年，以《立地成佛》《女侠李飞飞》《忠孝节义》三部影片，在上海站稳脚跟。其中，《立地成佛》投资2000大洋，票房高达1万大洋。为迎合观众，邵醉翁又及时把正流行于江浙一带、根据民间故事改编而成的弹词《梁祝痛史》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影片很快引起火爆。 　　正当邵氏兄弟准备大展拳脚，一场意外的争夺战悄然逼近——六家上海电影公司共同组成“六合影片营业公司”，专门针对天一围追封杀。这是一场凶狠的逼迫，为了避开“六合”锋芒，邵醉翁决意到海外开拓市场，首选华人华侨聚居较多的南洋一带。 　　巡回乡村放电影 　　1928年3月的一天，春雨如织，黄浦江边的外滩码头，一艘旧式客轮汽笛长嘶。船梯上，老管家正指挥搬运工把笨重的箱子往客轮上搬，一边提醒着：“小心点，别磕坏了！”不用问，箱子里装的都是天一公司的影片——邵仁枚即将远赴加坡。 　　初到新加坡，浙江口音的邵仁枚被来自广东、福建的新加坡华人拒之门外，幸得一位孔姓同乡的帮助，他带去的几部影片才很快得以放映，不久便大受欢迎，一时爆棚。邵仁枚很快忙得不可开交，便给上海发电报，希望六弟邵逸夫来当帮手。这一年，19岁的邵逸夫刚刚中学毕业，收到消息，他毅然决定放弃学业，奔赴新加坡。 　　初到新加坡，邵逸夫立即投入工作。每天拂晓时分，兄弟俩就开始准备。邵仁枚清扫场地，检查放映机，搭好帆布帐篷；邵逸夫则拿着海报，拎着浆糊桶，走街串巷到处张贴。等忙完这些，太阳才升起。兄弟俩便开始了早场放映。 　　那时的放映设备还很落后，要用手工一格格地摇片子，一场电影放下来，放映人都累得腰酸手痛。放完最后一场电影，送走最后一批观众时，通常已是子夜时分，兄弟俩接着拆卸帐篷，收拾放映机，赶到下一处地方，稍稍休息一会儿，紧接着开始新的放映准备…… 　　邵逸夫年纪虽小，但脑子很灵活，他发现农村地区因为交通不便，人们很少有机会进城看电影，就和三哥商量把远离大城市的小城镇和乡村作为突破口。邵仁枚也想，既然新加坡大戏院都在上映美国电影，小戏院被“六合”控制，何不走“农村路线”？ 　　说干就干，兄弟俩肩扛手提，把影片背到了周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