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通婚圈”下无奈.docVIP

都市“通婚圈”下无奈 　　为儿女相亲的父母 　　这是李菲第一次来到人民公园的相亲角。 　　她看到，蓝色的遮阳走廊里，一张张适龄男女青年信息的广告，被整齐地贴在广告栏上，有的广告纸还配有照片。父母们都建立了自己的“摊位”。为了让自己孩子的信息更显眼些，有的干脆将信息写在纸板上，铺在地上，甚至把纸板夹在树枝上。 　　李菲不情愿地随妈妈找了一个位置坐下。坐在她旁边的，是58岁的企业财务人员老曹。老曹在上海拥有3套住房，来相亲角是为27岁的女儿找对象。 　　在老曹眼里，现在的择偶行为完全可以用经济术语来解释：“爱情本来就是一场买卖，无论多么天真无邪的两小无猜，用零售业的术语来说，都是推销自己。条件好，市场潜力大，期望值高，叫价自然就高一点；市场潜力小，自然就要委曲求全。”他认为，相亲角就是“自由市场”，相亲就是一场“婚姻营销”。 　　坐在老曹对面的苏阿姨，是在上海落户不久的“新上海人”。她的儿子目前有女朋友，但她“不是很满意”，想帮儿子另找“门当户对”的结婚对象。 　　苏阿姨也用市场化的语言为自己辩护：“因为我特别知道社会的行情，婚姻就像买东西一样，靠人介绍还是范围太窄了，还是应该到市场来看看，可以挑。这也是一种进步。” 　　让李菲印象特别深的是，“摊位”前另一位女孩妈妈的一声叹息：“今天生意不太好，来问情况的男方家长太少了！”在这位母亲的心里，女儿的婚姻已经异化成了一种“生意”。 　　没有硝烟的“谍战剧” 　　表面上，相亲角大都是一派祥和景象，但婚姻市场上内部竞争机制的存在，让相亲角变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师孙沛东，曾调查过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现象，并于日前出版了研究成果《谁来娶我的女儿》。她在调查中发现，在这里，父母之间“是没有闲谈的”。每句话都犹如谍战剧台词，背后都隐含着一个个“摸底”的企图。 　　一天傍晚，孙沛东曾无意间听到两位家长间的对话。交谈后双方似乎都对对方的孩子感到很满意，临别时，女方家长问男方家长：“你这时回去，家里人都等你吃饭吧？”“走高速开车回去也就1个多小时。”“那你回去晚了，小区好停车吗？”“我们小区车位少，但停车费倒是很便宜的，才5块钱1天。” 　　问题看似平常，却蕴含深意。这位母亲向孙沛东透露，她是为了打探对方的居住情况：“按天计算停车费，说明他住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老公房或者郊区的中档商品房。从市中心到家走高速需1小时，也就证明了是郊区的楼盘。” 　　“房”，已成了待婚青年及其家长的普遍焦虑。此外，在上海、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户口“战争”也依然存在。 　　上海土生土长的李菲就看重本地户口，根本没有把外地人列入考虑范围。当被问及同事中有无合适的人选时，她说：“同事很多是外地人，因为我又不考虑找外地人，就很难找对象了。” 　　孙沛东总结，除了户口，相亲角的婚姻市场有“黑六类”：年龄大、形象不佳、职业歧视、有婚史、性格问题和属相“污名化”。这些特征，恰好折射出了适用于相亲角的普遍择偶标准。 　　时代变迁，中国青年的择偶标准也一变再变。现在，个人的形象资本、家庭的经济资本和社会地位，在婚姻市场上的作用更加明显。 　　“在相亲角，情感被市场化和商业化的文化所渗透，导致了异化。爱、情、美被标了价，人的价值被分割成若干内容和等级，失去了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相亲对象之间的明争暗斗，一次次‘探底’的企图和尝试，也让真正具有情感内容的过程被舍弃了。”孙沛东说。 　　相亲角“生意红火”，成功率却很低 　　目前，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生意红火”，每周双休日来参加活动的家长都超过500人。在杭州的万松书院、黄龙洞公园相亲会上，相亲者也摩肩接踵。 　　然而，市场方式能否解决中国年轻人情感的问题？孙沛东的调研结果耐人寻味：在上海，白发相亲角的成功率不足1%。这到底是为什么？ 　　孙沛东认为，正是市场化的相亲方式，造成了低成功率。 　　“人民公园这里的价码，是中国最高的。”被称为相亲角“信息达人”的52岁电焊工老林略带夸张地说。 　　妈妈告诉李菲，相亲角有一个潜在的市场价格。男的必须要有两室一厅，而且最好位于市中心；不能和父母住在一起；房产名字必须是本人；工资每月8000元以上。“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到人民公园来找女朋友”。 　　李菲身高170厘米，工作稳定，家庭条件优越。妈妈说得直白：“在这里，你选择空间大，看好哪个就可以直接问他信息。” 　　老林说：“到相亲角来的，基本都是想打翻身仗！女孩自己挣5000块的，想找1万块的；挣1万块的，想找两万块的；自己家里有房子的，想要找个住在市中心的。男孩也想找比自己强的女孩，最好也有房子，省得以后离婚被揩油……” 　　“来相亲角的很多人都有‘钓大鱼’的嫌疑。”孙沛东认为，男性和女性均有依靠心理，希望“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