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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星中国在国际大变局中战略选择 　　12月28日，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原部长黄星少将出席“海洋权益”高级论坛并做了主旨发言。他强调：“中国走向世界，必然依托亚太，未来斗争较量与我国战略选择将集中于经济和安全两大焦点。中美双方新型大国关系的特殊地位和实力消长的变化，将显著增大两国关系的战略脆弱性。” 　　我国安全环境中不稳定因素大增 　　黄星分析认为，世界进入动荡转折的新周期，我国安全环境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大增，从2008年开始，这一周期可能持续10年或更久。其突出的表现有以下五方面： 　　首先，全球经历“大选年”。54个国家领导层更替，带来大面积的内政外交政策调整和国际博弈中的不确定性。 　　其次，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深度演化。以美国为首、由西方世界主导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加剧了生产社会化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需求有限之间的矛盾，进而前所未有地加剧着世界范围内收入和财产占有的两极分化，强化着霸权主义国家对其他国家安全与发展主权的绑架。 　　第三，“贫穷风暴”到来。不分国别、民族、区域和人种肤色，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长尾曲线”和“马太效应”，导致日益严重的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结果必然是：世界只要存在着悬殊贫富差距，就没有和平与稳定。 　　第四，西方三大危机蔓延发展。美国金融危机和“财政悬涯”，迫使奥巴马政府只能在“增税”或“减支”的两难处境中做出选择，怎么做都是“割掉驴脚敬神—疼死了驴，得罪了神”。欧洲债务危机，既难解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悖的死结，又因触碰了美国核心利益而难逃厄运。日本经济持续低迷近30年，前脚无法摆脱美欧拖累，后脚继续恶化邻国关系。加上美国面临的四大矛盾（国内1%与99%的矛盾，国际上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西方整体下滑的趋势难以逆转，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千年大巨变。危急之中，西方损人利己的本性势将把祸水引向世界和弱者。 　　第五，各种矛盾集聚、叠加、多变。国际安全环境最突出的阶段性特征，是各种地区性和???界性的危机、挑战和矛盾，多元交织、内外互动，爆发突然、传递迅速，连带广泛、后果严重，往往出乎多数人意料，甚至很快导致国家政权的更叠和地区格局的变换。 　　中美全球博弈首先在我周边展开 　　“亚太和我周边安全环境，必然受世界宏观形势和阶段性特征的影响。当今时代条件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长期独善其身，目标大国韬光养晦更难。”黄星谈到，中国的崛起，构造了以中国为主导的地缘经济结构；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强化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地缘政治、安全结构。这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并引起亚太区域内外的国家间关系、地区合作机制和战略选择的新变化。 　　他指出，美国预测，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局势将由中美关系主导。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尤其是同盟与伙伴体系的建立，实为力量和影响力下降的结果，防范性大于进攻性，战略矛头毫无疑问首先指向中国。美国战略历来围绕赚钱目的展开，同时缺少金钱的战略在实施中也必然注水。但“美元、美军、美网、美媒”铸造的四大霸权支柱，短期内尚无人撼动，美国对世界的影响仍将在衰减中起长期主导作用。 　　现行世界仍然是一个凭实力说话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不断加深的世界。竞争与合作中的磨擦、冲突总量增多，确定性中的不确定性、和平稳定中的不和平不稳定因素明显上升。黄星分析说：“中国走向世界，必然依托亚太，未来斗争较量与我国战略选择将集中于经济和安全两大焦点。中美双方新型大国关系的特殊地位和实力消长的变化，将显著增大两国关系的战略脆弱性。” 　　四域并举，强内和外 　　合作制衡，掌握主动 　　“应对前所未有的国际大变局，需要着眼安全战略的整体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特点，在安全战略的四个主要领域“弹钢琴”，四域并举，强内和外，合作制衡，掌握主动。”黄星深刻地指出了当前应该如何应对国际大变局，他从以下四方面谈了自己的见解： 　　一是重建没有自己独特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核心是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曾经明确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自己不倒，谁都打不倒。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面临的主要考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建设的考验；我们面临的主要危险集中到一点，就是对党和国家政权蜕化变质的危险失去应有的警觉；我们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与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最终走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远大方向和理想目标很好地一致起来。 　　二是尽快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核心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方向的大前提下，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夯实中华民族崛起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