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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教科书头痛什么 　　怎样向下一代呈现这个世界，这是一个政治难题。 　　在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的难民营中，孩子们经常被问到一些很奇怪的数学问题，比如：“一批‘圣战者’袭击了50名俄国士兵，在那场袭击中，20个俄国士兵死亡，请问有多少俄国士兵逃走了？”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不过只要教科书还以某种特定形式为人们所用，并且是经国家批准、发布，那么它就还是一个政治问题。 　　也确实应该如此，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比教科书在塑造一个国家的文化方面更强大的工具了。教科书不仅仅是很多人一生中遇到的第一本书——在全世界的很多地方，它还是人们一生中唯一能读到的书。一项南非的调查发现，一半以上的学生在家里读的书不到10本。2010年，埃及政府的一项调查发现，除了教科书，88%的埃及人不读书。 　　政府控制了教科书，也就控制了意识形态。如果对意识形态的控制非常强烈，政府就会亲自编写和规定教科书的内容，即使政府不直接参与，意识形态也会通过学校董事会之类的渗透进教科书之中去。对教科书内容的操纵会毁了一些有益的争论：到底该告诉孩子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而只能显示权力对世界的扭曲。 　　教科书导致恐怖袭击？ 　　美国政府雇了一批人监视其他国家的教科书，这是为了明白那些国家的人如何思考，也想了解当地政府想让人们如何思考。其他国家大概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位于德国一个小镇上的格奥尔格·埃克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简称埃克特研究所）也在研究各国的教科书。不过，教科书问题非常敏感，即使是埃克特研究所这样的独立研究机构，也不可能得到所有国家的当地教科书——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尽力搜集了160个国家的教科书样本。该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宗教问题越来越有争议，但是最敏感的还是地理和历史书——尤其是带地图的教科书。 　　一战之后，当时的“国联”曾致力于减少各国教科书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到2001年9月11日之后，美国人对教科书的焦虑又回来了，很多美国人认为沙特阿拉伯教科书中的排异情绪，对“基地”极端组织的出现至少负有部分责任——何况“9·11”事件中的19名恐怖分子就有15人来自沙特。 　　宗教是沙特公立中小学教育的核心，占教学时间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沙特学生直到上了高中，宗教课程时间才略略减少——约占六分之一。孩子们学习的课程主题包括宗教圣典解析、神学及伦理道德。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沙特阿拉伯国小一年级学生会学到“伊斯兰教以外，其他宗教皆是虚假”这样的词句，教师指南要求老师们“提供伪宗教的案例”，批判的矛头往往指向基督教和犹太教。五年级生则被授以如下观念：“禁止穆斯林与以下人等结成挚友：不信真主及其先知者、对抗伊斯兰教者。” 　　在美国的抗议下，阿卜杜拉国王曾推动教材改革，但11年过去了，收效甚微。据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囊团和人权组织海湾事务研究所报道，“9·11”事件后，被指责针对西方“异教徒”的教学内容至今仍然还出现在沙特的学校课堂里。 　　控制过去、现在与未来 　　有时候教科书中没有包括什么更能反应一个国家对民众的要求。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说：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 　　在普京的支持下，俄罗斯的教科书正经历名为“积极历史”的改革潮流。2008年8月版俄罗斯新历史教学参考书一方面承认斯大林时期“大清洗”的严重性，认为“大清洗”是“所有课程中最为沉重的课题”；但和以前对它全盘否定的态度不同，现行俄罗斯教科书认为，“大清洗”有必要性一面——这个问题充满矛盾，必须辩证看待。新教科书还称“斯大林被视为前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 　　新官方教科书的编撰者之一曾经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他说：“在编写一部教科书时，让那些学习教科书的学生充满了对历史和人民的恐惧和厌恶是极端错误的。” 　　这本教科书用83页的篇幅叙述了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计划，但只用一页的内容来关注1932年到1933年间饿死数百万人的大饥荒。这部教科书同样对苏联的盟友美国在二战中的作用进行淡化，认为美国“仅仅是为苏联提供了武器、物资以及食品”。 　　教科书经常引发争端。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一直是引发中日之间争端的导火索。英国学者约翰·道尔在《淡忘之道，铭记之途：现代日本》中说，日本的中学教科书对二战描述极少，反映了官方试图“淡化日本近代史的阴暗面”的企图。连《朝日新闻》都认为，在历史教科书中，日本的侵略史正在消失。 　　性、宗教与资本主义 　　性教育对美国人来说则是个棘手的问题。根据德州教育厅的法令，公立学校并无义务必须提供性教育课程；不过若有提供之时，则需强调节制性欲的重要性。5年前，几乎所有的德州学校都只教授有关禁欲的内容。然而，现在有约四分之一的学区都开始实施更加全面的性教育。 　　宗教问题也一样、美国的基督徒长期以来一直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