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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科层制管理中冲突与调适 　　摘要： 科层制是目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内我国大学的基本管理模式，其存在的合理性源自于大学组织自身的日益复杂化、社会干预的增加及社会组织科层化的总体趋势。但是，科层制的组织属性与大学的组织属性在组织理念、组织目标及目标的实现形式、组织权力结构上存在冲突。大学科层制管理模式要实现良好的运转就需要回归大学本身，回归科层制本身，对这些冲突进行有针对性的协调。 　　关键词： 大学；科层制；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8381（2013）01-0044-04[HT〗 　　一、 问题的提出 　　大学的科层制是大学内部以科层制模式为基础进行组织管理的体制，它是大学各种合法权力（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发挥作用的载体。目前，大学的科层化管理已经成为国内外大学组织管理的主流范式。我国大学院校二级管理中的权力分配???式是科层制在我国大学中的具体实践形式。科层制，称之为理性官僚制组织，它是马克思·韦伯于20世纪初构建的一种理想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它以实现组织效率化为最高原则，以合法的权力为组织运行的基础。大学科层制中的“权力等级体系”的权力结构形式和组织模式有助于协调大学内部各层次之间的权责分配，提高管理效率，有利于实现大学组织的“秩序、理性、可行和稳定”。 　　但是，科层制的既有模式强调“权威层级制”，容易形成集权，可能引致行政权力的泛滥，从而对大学学术活动的特殊性缺少必要的关照。我国院校二级管理体制下的权力分配容易导致行政权力与基层学术权力之间的冲突。但是，在没有一个更好的组织模式可以替代院校二级管理下的权力分配模式的条件下，如何审视大学内部的科层制管理模式在实践中与大学学术活动的正常运行产生的冲突，进而调适和整合，最终实现大学有序、高效的内部管理，成为高校管理体制改革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二、 大学科层制存在的合理性 　　我国大学科层制是在大学组织的引进与本土化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它在不断地调整与变革中维持并延续了大学相对稳定而有序的发展。所以说，科层制与大学???理活动的结合具有其合理性。从科层制的发生及发展来看，科层制引入大学组织管理领域是在组织机构复杂化、社会分工精细化的情形下，基于大学组织内部对管理“效率”的追求以及政府为实现对大学的有效控制而发生的。 　　（一） 科层制是大学规模扩大以及内部事务复杂化对大学管理模式的诉求 　　欧洲中世纪大学，最初是一种简单松散的行会组织，不仅规模小，而且研究学问的深度和广度也相对不发达，尤其是学科数量相对较少。大学的组织结构相对比较简单，管理也相对松散，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所以这些学校可以倡导“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呈现一种学术权力独占的治理模式。如果说传统大学可以通过教授和学生群体的管理而成功支持大学运转的话，那么随着现代大学活动的日益复杂，与社会接触的日益密切，大学对一个专门、独立的管理群体和组织模式表现出了渴望。正如布鲁贝克所言：“高等教育越卷入社会的事务中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观点来看待它。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1]32特别是“近代大学的世俗化和科学教育不仅导致大学功能的世俗化和学科结构的复杂化，而且带来了大学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维持大学运行的事务性工作日益复杂。教师为了全力应付日益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逐步与非学术性事务工作脱离关系。一批不同于学生和教师群体的人员——专职管理人员在学校出现，改变了学校组成人员的传统结构”[2]。大学组织的复杂化和不确定性的增加，迫切需要大学寻求稳定和效率。这无形中凸显了科层制的控制和干预能力。 　　（二） 科层制是社会实现对大学有效干预的通道 　　“自治是高深学问最悠久的传统之一”，是高等教育机构得以生存和延续的前提，“失去了自治，高等教育就失去了精华”[1]31。但是，大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完全自治的组织。回溯大学发展史，可以发现，中世纪大学就一直受到来自宗教和世俗政权的干涉和控制，大学在双方权力的争斗中寻找一丝发展的空间，努力维持自身的独立性。而且，完全的学术自治并非是好事，自治的大学也会成为压制新思想的工具。在中世纪，虽然大学相对独立于社会，但当时“教会一元化的真理体系”设置了人们理性活动的范围，排斥和压制任何超出这一范围的新的学说和思想。比如，为了维护亚里士多德哲学，大学禁止讲授笛卡尔哲学，笛卡尔呈现给巴黎大学的《方法导论》一书，也被列为禁书目录，不得出版和讲授[3]。所以 “在19世纪，英国和美国都不得不通过国家立法来打开自治的高等学府的铁门，让新的学科进入课程，其中许多学科与人类利益休戚相关，而学阀却顽固地将其拒之门外”[1]33。这就说明缺乏制衡的没有限制的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