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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大学关系中两个“容忍度”动态平衡 　　收稿日期：2014-01-14 　　作者简介：贺修炎，湖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研究员。（长沙/410081）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课题“大学与政府关系动态平衡及其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GD11CJY07）和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大学与政府关系动态平衡及其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A8800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摘要：曾几何时，大学在“要么自治，要么被政府控制”的两极之间振荡。大学发展史业已证明，政府与大学关系中两个“容忍度”如能实现动态平衡，大学和社会均会得到较大发展，大学的第二、三职能正是分别在不同的动态平衡时期产生的。两个“容忍度”动态平衡的形成与优化则需要增强政府自身的位置感，增强大学自身的适应性，扩大两个“容忍度”各自的有效空间，安装对两个“容忍度”起调节作用的“动态平衡阀”等。 　　关键词：政府与大学关系；容忍度；动态平衡；形成机制伴随着民族国家的成立，自治与控制的矛盾成为大学与政府关系的永恒主题。[1]而本着解决这一矛盾的态度，就政府对大学自治的“容忍度”和大学对政府控制的“容忍度”及其如何实现两者的动态平衡进行深入探讨，显得尤为必要。 　　一、政府与大学关系中的两个“容忍度”释义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容忍是指宽容忍耐[2]；度是指程度[3]。据此，我们可以将容忍度定义为人们对某一具体事物的宽容与忍耐程度，简称“容忍度”。当然，容忍度也有高与低或大与小之分。如我们常说的价格容忍度，最高概念的容忍度指的是消费者对商家给出的某种商品最高价格的容忍度；最低概念的容忍度则是指商家对某种商品的最低卖出价格的容忍度。一般而言，我们只从客体的角度讨论其受动意义上的容忍度，如在价格容忍度中，作为主体的商家只是关注消费者对某一商品的最高容忍价格和最低容忍价格，为最终决定该商品的价格提供必要参考。 　　本文论及的两个“容忍度”分别来自于政府与大学和大学与政府这两个关系维度。在政府与大学关系维度中，客体是大学，客体所要容忍的是政府控制，主体所要关注的是大学对政府控制的容忍情况。因此，这一关系维度中的容忍度就是指大学对政府控制的容忍度。而在大学与政府的关系维度中，客体是政府，客体所要容忍的是大学自治，主体所要关注的是政府对大学自治的容忍情况。因此，这一关系维度中的容忍度则是指政府对大学自治的容忍度。至此，此文中要论及的两个“容忍度”已十分清楚，即是指“政府对大学自治的容忍度”和“大学对政府控制的容忍度”，它们相伴相生。 　　因而，两个“容忍度”实际上涉及的是大学自治与政府控制的问题。所谓大学自治，是指大学作为一个法人团体，享有不受国家、教会及任何其他官方或非官方法人团体和任何个人，如统治者、政治家、政府官员、教派官员、宣传人员或企业主干预的自由。[4]自治是大学的天然特性。博伊德和金指出：“按‘大学’一词的原意，只不过是为了互助和保护的目的，仿照手艺人行会的方式组成的教师或学生的团体”。[5]为了自身利益的保护，要么来自于不同国度、城市的学者组成行会共同对付所在城市的盘剥与欺凌，要么来自于各地的教师组成行会共同抵御主教对学校的控制与干涉，并各自以“罢课”和“迁移”为筹码与教会、王权和城市进行博弈，逐步获得了包括居住自由、生活和教学秩序不受干扰、司法自治、免税免役、自主颁发教学许可证等等在内的各项特权[6]，从而真正实现了中世纪大学的特权自治，并使大学自治作为一种大学的文化资本得以传承，成为自此之后大学抵御各方干涉和控制的“大学之盾”。 　　政府控制则是政府应对大学的“政府之矛”。自14世纪教会开始衰微以来，取而代之的是民族主义得以开端，西欧各国地区性的版图更为稳定，民族国家逐步得以形成。[7]令人沮丧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大学成为国家的一部分，几乎完全丧失了先前教皇和皇帝与国王赋予的种种特权，政府之于大学的强势自此顺理成章，甚至发展到了一种“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居于大学的上风，甚至，如果它愿意的话，可以摧毁大学”的地步[8]，大学自治风光不再，而且，大学从中世纪传统中继承下来的“反控制”力量渐渐式微。 　　·教育管理· 政府与大学关系中两个“容忍度”的动态平衡 由此看来，自治与控制果真是一对相伴相生的矛盾，控制是自治的起因，自治是控制的结果；同时，政府控制制约大学自治，大学自治影响政府控制。因此，在相当程度上讲，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平衡，取决于政府控制与大学自治的平衡，也即政府对大学自治容忍度与大学对政府控制容忍度的平衡。而且，大学自治与政府控制这一对矛盾使大学与政府各自保持一定的张力，并始终贯穿于大学发展过程，也正是这种张力使政府与大学关系中两个“容忍度”的平衡呈现出了鲜明的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