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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种青春逼视下 　　作家和地理的关系是文学史经常会谈论的话题，但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依赖科技传媒的强大辐射力量，人们的生活方式被一种共同的“文化想象”所规约，从而变得越来越雷同，个体与自身周遭的空间地理逐渐失去了那种血与肉的关系，因此，作家和地理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弱化。比如我们读村上春树、保罗·奥斯特等人的小说，会忘却那是一个日本人写的，或是一个美国人的，我们会亲密无间地认为：那是一个作家写的，那是一个属于“我们”的作家。但当我读到青年女作家马金莲的小说时，一种异质的感受像冰面上的阳光亮闪闪地照射了过来，令人无法忽略她那种坚硬的质地。 　　她的异质首先来自于她本人独特的美学追求与文学担当，只要细读她的文字，你就会发现，她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独特气质与风格不仅仅出自她个人的旨趣，更是出自她生活着的那片土地与风物的塑造。她与她的地理空间牢牢地保持着那种血与肉的关系。 　　受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许多当代作家都以某个现实地理空间为基础，然后发挥肆意汪洋的想象力，创造出仅仅属于自己的文学地理空间。不用再列举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笔下的虚构世界，只说莫言的东北高密乡、苏童的枫杨树故乡，都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地图上令人难忘的地标建筑。但是，除却这种作家与地理之间抽象、寓言与隐喻的关系之外，还有一种更古老的关系，那就是作家遵循现实的铁律，老老实实地描写自己的所闻所见，将想象与虚构隐藏在幽黯的隐蔽处。这种写作的极致，就是作品与现实的地理空间构成了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马金莲身上就有着这种往极致处写的耐心，她试图把那片名为西海固的地方一点点在纸上还原出来。 　　在进一步论述马金莲之前，我不得不荡开一笔，提及另外一位作家。你一定会猜到，我要说的这个作家肯定是张承志。 　　张承志是一个有着鲜明人文地理意识的作家，蒙古、新疆、宁夏乃至日本、西班牙都纳入了他笔下的激情与思辨，但如果在他文学的地理版图上非要找出一个核心的点，那一定是西海固无疑。这个无比贫瘠的西北内陆山区，正是因为张承志的不倦书写，才闪耀出宗教精神的诗性与光辉，并且变得声名赫赫。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读的张承志，迄今已经十多年了，但我对西海固这个地方以及它所传达出的那种宗教般的苦难意味，从未忘记过。这就是文学的魅力。但同时，由于时光荏苒，西海固在我心里也变成了一个极其遥远的地方，一个如同虚构的地方。——要知道，这十年间，中国哪个地方不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西海固怎么能例外呢？它也许已经翻天覆地了，只是离开了张承志的描写，我无从得知罢了。现在好了，马金莲出现了，她让那个叫西海固的地方，在文学里边有了新的讯息。 　　我最早读到马金莲的小说名叫《碎媳妇》。碎，是西北方言，小的意思，这个词意蕴丰富，既有可爱的亲切，又有哀怜的抚慰，这些方言俚语让马金莲的小说像是从西海固土地上长出的庄稼。小说的内容很简单，就是新媳妇雪花和婆婆、嫂子之间的微妙关系，几乎没有故事情节，都是人物心理的流动，但又不是那种思绪的空转，而是扎扎实实地落在具体的事件上，让一个新婚小媳妇和她的处境历历在目。后来我又读到她的中篇小说《长河》，感动于她笔下沉郁的情怀。小说写了四个葬礼，写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对应着男女老少四个生命的死亡。一个如此年轻的女作家，有着这样的终极关怀意识，应该获得敬重，这应该得益于她的伊斯兰的信仰背景。 　　马金莲的中短篇小说中，经常有隐忍的女性，疲惫的父亲，艰辛的农活，是一副典型的西北乡村风情画卷。她还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就叫《永远的农事》。在对她还不了解的时候，我心间涌起了越来越多的好奇，这是哪儿？现在还有这么苦的地方？为什么这个地方如此陌生却又带着熟悉的气息？终于某一次偶然和一位批评家聊起她来，才知道她是西海固的。心中的那些疑惑立刻得到了解答，不但这样，我甚至有些兴奋了：西海固这次来到文学的语境当中，不再是外在的视角逐渐向内部推进，而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内部视角在向外努力表达着自身。 　　也许，马金莲的写作可以将一个曾经困扰我的问题回答得更加充分，那就是西海固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它曾经给予张承志以宗教的激情，并让他心悦诚服地选择了皈依，那么对于马金莲来说，这种皈依早已是生命的前定；西海固带给她的，只能是日常生活的全部，只能是从日常生活细部生长起来的密集苦难、以及与苦难相抗争的温情与勇气。她选择小说来表达这些复杂的况味，几乎像是萧红那般，在无所凭依的精神绝境中，让心底的整个故乡都倾泻进叙述的洪流里边。因此，西海固同样意味着生活本身。 　　马金莲和我同属“80后”写作者的行列，但她与这些同代的同行者，几乎没有精神气质上的相似性。她书写的当然也是青春、情感与人生，可这是一种怎样沉重的青春、情感与人生啊！如果将她和郭敬明并置在一起，后者的浮华、虚妄与轻率只在瞬间便显露无遗。所以，我想这么说，她是西海固的信使，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