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叙事学视角下《新夏娃激情》.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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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叙事学视角下《新夏娃激情》

女性主义叙事学视角下《新夏娃激情》   【摘 要】本文以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为依据,对《新夏娃的激情》的叙事声音和叙事视角进行分析,具体剖析安吉拉·卡特在该小说中对叙事元素的独到应用,以此阐释其是如何颠覆男性话语,建构女性叙事权威,以折射其性别政治,并试图挖掘卡特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   【关键词】女性主义叙事学;叙事声音;叙事视角;叙事权威;《新夏娃的激情》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是结构主义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融合的交叉学科。它在理论上吸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立场和观点,引入经典叙事学的方法和规则,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话语”研究提供了科学、客观的理论体系,避免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色彩和批评主观性。在文本分析实践上,将“声音”作为批评的切入点,将社会身份的声音与叙事形式的声音结合,该分析方法赋予叙述文本社会意识形态特征,能够更好、更深入地解析女性文本。安吉拉·卡特自我标榜为女性主义作家,其作品中必然隐含着丰富的女性主义思想。本文拟以女性主义叙事学对其小说《新夏娃的激情》进行解读尝试。   一、《新夏娃的激情》   《新夏娃的激情》发表于1977 年,是一部充满食物、味道和颜色的感官小说,也是一部回顾式的流浪汉小说和幸福寻觅记。主人公艾弗林在空间变化中经历了性别和身份的转换,并在此过程中新女性夏娃逐步找到性和爱的答案。全书故事情节依据空间变化,可大致分为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写艾弗林在纽约巧遇蕾拉, 并致蕾拉怀孕,而在蕾拉引产大出血后弃蕾拉而去。第二部分写艾弗林落入安息地的“母亲”的手掌, 被阉割变性成为新夏娃。第三部分写新夏娃被掳到零的农舍, 遭强奸后成为零的第八个妻子。第四部分写在零的强迫下,于沙漠深处水晶宫般的玻璃房子里,新夏娃和一直模仿理想女性形象的特里丝特莎结婚。特里丝特莎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 新夏娃也心甘情愿地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第五部分写在沙滩遇见蕾拉和“母亲”,真相大白:蕾拉是“母亲”的女儿,一切情节都是她们的设计。女儿国已倾覆。在海边,夏娃遇到疯癫的“母??”,以她的棺木为舟,离开了美洲大陆。时间倒流,她回到最初。性的战争结束。   整个叙事都以“我”为喷丝口编织而成,读者通过“我”这一“视角”来观察故事世界,了解故事情节。“我”是叙事者兼故事的主角,小说中的环境、事件、人物通过“我”的女性个体经验的直观感受来判断表现。这种叙事模式是“个人型”的,且是公开型的叙事模式。   二、性别权威的颠覆:叙事声音   女性文学作品中,女性的话语权具有明显的性别政治特征,女性的叙述声音代表了“一个社会权力问题,是意识形态冲突的场所”(黄必康,2001:117)。“声音”是研究的切入点或意义的载体,声音所建构的权威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任务、目标和最终的意义所在。   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根据叙述者与叙述内容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三种叙事声音:作者型叙事声音、个人型叙事声音和集体型叙事声音。其中,“个人型叙事声音”指故事的叙述者与主人公为同一人的第一人称叙事,可等同于结构主义叙事学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而这部小说正是以新夏娃的回忆为主线。这是典型的个人型叙事声音,“其中讲故事的‘我’也是故事中的主角,是该主角以往的自我”(胡亚敏:2004:27)。同时,作为“个人型”的“我”叙述的一切很大程度上是转述或描述别人所说或所做的事情,而其他人的思想感情则被压缩到最低程度。因此这种有限的叙述视点很大程度上会抹上主观的感情色彩,或猜测或怀疑或想象。正如兰瑟所言,个人型的叙述无法采取无性别的中性掩饰手段,或所谓超然的“第三人称”,也无法躲避在可伪装成男性的某种文类的声音之中。但“我”经常处于一种怀疑、揣摩和想象的状态,这就给故事设置了悬念,给读者创造了阅读的兴趣。在这种模式下,“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逐渐放弃自我,移情自居,无条件地信任并服从作者的所有安排,无一例外地站在与主人公同一的立场上,全身心投入小说境界”(李明滨陈东,1996:160)。同时,以变性手术为媒介,小说的主人公具备了双重性别,避免了男性叙述的单质化。该小说中双性叙事让我们切实地感受到了作者的内心世界,使得故事可读性和可信度更高。   小说的个人型叙事声音首先通过回忆作为男性的艾弗林对蕾拉造成的压迫与伤害来激发读者的同情,控诉以男性为主体的世界。蕾拉是艾弗林眼中的“娼妓”和“狐狸”。艾弗林在得知蕾拉怀孕后,把蕾拉抛弃在充满死亡的城市,去寻找自己的梦中人。这时的蕾拉完全是受害者的角色。表面上,男性是精神的、理性的、富于攻击性的、独立的;女性是肉体的、情感的、母性的、依赖的。而作为男性代表的艾弗林在与蕾拉的交往中,其吃住都依靠他视为“他者”的蕾拉。实际上,这是对男性话语的一种批判。   行进中,艾弗林被带往全是女人的安息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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