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与中国生态电影对外传播.docVIP

生态翻译学与中国生态电影对外传播 　　摘 要： 随着现代社会工业与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相继出现，由此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使生态学研究不再囿于自然科学领域，开始了“人文转向”。一些新的思潮与学科随之兴起，其中，生态翻译学是一种从生态取向，对翻译进行综观的跨学科研究。它的研究主要包括生态翻译研究范式、翻译的生态环境、生态翻译的三维度及“翻译即选择与适应”的概念等。二十一世纪， 生态电影在全球电影领域逐渐成为流行热点，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期，一些优秀的中国生态电影被创作出来，但在世界舞台未能嘹亮发声。如何将生态翻译学与中国生态电影的对外传播联系起来，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 生态电影 对外传播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已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仍亟须提高。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各种文化随着激荡多变的历史洪流不断沟通、碰撞甚至冲突。二十一世纪，文化传播的单向性日益明显，国际传播格局呈现“中心—边缘”的态势，中国生态电影在跨文化传播中也患上了“失语症”，有被“边缘化”的倾向。因此，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如何提高中国生态电影的国际文化传播力是在世界电影文化之域掌握话语权的关键。本文希望通过生态翻译学的引介，探索到一条有利于中国生态电影对外传播的道路。 　　二、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借鉴生态学理念、术语与研究方法进行翻译研究的新兴学科。虽然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历史不长，但它的建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下面从生态翻译学的产生背景、理论基础、基本内涵等方面介绍生态翻译学的建构过程。 　　1.生态翻译学的产生背景 　　生态翻译学由中国学者于2001年倡导创建，是一个成长中的新兴学科。生态翻译学创始者胡庚申教授认为，其产生既受国际和国内因素影响，又具有主客观原因。首先，全球范围内的生态思潮兴起促使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人类社会向生态文明型社会转变，而且同时期的哲学思想有了“认识论向存在论，人类中心观向生态整体观”的“生态转向”。其次，中华传统文化蕴涵深刻的生态智慧，如道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儒家的“中庸之道”及佛家的“圆融一体”的文化精粹无不展现古老而朴素的生态观。再次，相关领域的学科发展在客观上为生态翻译学的产生打好前站。生态学的“人文转向”丰富了相关社会科学的理论视野，很多新的观点可为生态翻译学采纳。最后，译论研究的“生态取向”，以及自身的缺失和局限在主观上推动了生态翻译学的产生和向前发展（胡庚申，2010：62-63）。 　　2.生态翻译学的立论基础 　　任何一个理论的诞生必有其依据，即立论基础。根据胡庚申教授的观点，生态翻译学有三大立论基础，它们按照线性思维方式，层层递进推演且逻辑严密。首先，人类认知视野中的“关联序链”（图1）揭示出翻译活动与自然界的有机联系。这种关联性表明二者可以在某一视域下进行比较与区分。于是，生态翻译学的第二个立论基础，翻译活动和自然界类似性和同构性问题应运而生。自然界的规律也会发生在翻译活动中。同自然生态一样，翻译生态系统内部的各个要素既相互竞争又互相依存，彼此通过不断调整达到相互适应，以此实现整个翻译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最后，由于自然生态与翻译生态的类似/同构性，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适应/选择”原理顺理成章地引入到翻译生态中，成为生态翻译学的第三大立论基础。此时，翻译成了“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胡庚申，2010：64-65）。 　　3.生态翻译学的基本内涵 　　生态翻译学是一种从生态取向，对翻译进行综观的跨学科研究，它的基本内涵包括以下三点内容：（1）翻译本体研究。生态翻译学是一个从生态视角出发研究翻译规律和艺术的学科，归根到底，还是一种翻译理论，具有本体论的特点。（2）生态“元学科”性。生态学是基于整体主义的科学，其研究方法强调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整体性。生态学途径的研究实际是一种综合性的、跨科际综观型研究，具有统领指导作用。（3）“喻指”与“实指”结合。生态翻译学是“取生态之要义，喻翻译之整体”。其中，“喻指”是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作隐喻类比；“实指”是生态学视角下的翻译本体（胡庚申，2008：11）。 　　三、中国生态电影 　　生态电影从生态整体主义的视角表现自然生态、人类社会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存在状况。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人类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诸多严峻的生态问题。由此引发的各种生态主义思潮，尤其是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更是为生态电影的产生奠定了充分的哲学思想基础。当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桎梏成为众多生态电影的深层思想主题时，生态电影开始崛起。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越来越多优秀的中国生态电影涌现，如：《嘎达梅林》（2002）、《可可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