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中国皇权专制社会赋税制度和赋税负担的演变规律和特点.pptVIP

4.宋代： 宋代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到了敛骨吸髓的地步，杨万里、朱熹、叶适都曾详细说明“经制钱”、“总制钱”等诸多加征的泛滥成灾。 “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吟夫取民之财可谓悉矣，一夫之耕，获者在田，而敛者在门；匹妇之蚕，织者在机，而征者在屋，天之所生，地之所产，苛可以衣且食者，皆为犯法禁，何民之不穷也”（《都宫集》卷二）。 5.元代： 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元世祖忽必烈时始立法，故“元之治，以至元（1264年）、大德（1297年）之首”就是指这个时候才开始讲求社会经济秩序和财政收支制度。但“自时(指世祖至元定制)蹶后，国用寝广，除税粮、科差二者之外，凡课之入，日增月益，至于(文宗)天历(1328年－1330年)之际，视至元，大德之数，盖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尝有一日之蓄”（见《元史 食货志》）。 可见不到四五十年，其税赋就已增加了二十倍之多。元立国不足百年而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其“取之无道，用之无节”“剖民以充国”。 6.明代： 从元末农民大起义中崛起的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鉴于元朝灭亡的教训，严惩贪官污吏，澄清吏治，革新赋役制度，实行“黄册”和“鱼鳞册”制，平均税负，故明朝初期农民的纳税应役负担很轻。但这种局面也不过维持了几十年而已。 据《明史 食货志》记载，自世宗(1522年－1566年)以后，耗财之道广，府库匮竭。神宗(1573年至1620年在位)乃加赋重征，矿税四出，移正供以实左藏。中涓群小，横敛侵渔。民多逐末，田卒污莱。吏不能拊循，而复侵刻之，海内困敝，而储积益以空乏”。 王夫之曾以“田粮起科”为例说明税额增长之高：“《会典》田粮起科，上田每亩不过七升八合，极矣。乃今南方额派，每亩一石有奇、至二石者”。从《大明会典》成书的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到王夫之生活的年代（他生于1619年），这一百多年之间对田粮课税的数额竟然暴涨至原来法定额度的二十五倍以上。 从明代中期开始,即使是在自然条件非常优越、经济最发达的吴中地区,当地的世代望族也已经在奇重难耐的赋役负担压迫之下濒于破产流亡。归有光在其文集中是这样记载的： “吾外祖兄弟四人,世有淳德,而家最为饶,高闳大第,相望吴淞江之上。外祖于兄弟中最少,而伯祖之子孙,往往有入太学,仕州县者。然在正德之末,并以赋役所困,几至流徙!” 到了明朝末年，明朝的吏治日益腐败，财政危机日益严重，政府除了加征别无他策，根据《明史.食货志》中的记载，从万历末年到崇祯初年，不过短短十年的时间，仅因直接支应军费而强迫百姓缴纳的赋税额就增加了近十倍，平均每年就暴增一倍。 而这还不是百姓负担的全部，因为除了全国性的“三大晌”（辽饷、剿饷、练饷）加派之外，地方性的加派更是层出不穷，赋税征收已承失控的状态。崇祯十三年给事中孙承泽说： “派之里下者，比比是矣。是以私派多于正赋，民不堪命”。 吕维琪描述明末的赋税征收是“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追之门；村有啼鹃，尽洒鞭朴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 7.清代： 经过康熙末年到雍正年间完成“摊丁入亩”改革后，农民的赋役负担大为减轻。史称康乾盛世。中叶以后，帝制逐渐紊乱，至咸丰（1851年）、同治（1862年）时期，前代已经出现的弊政又重演，而且吏治败坏更有甚于前者。民国时期陈登原在其著作《中国田赋史》中以“田苦则多，赋苦名多；征收无定章，货币无定制，浮收侵蚀之弊滋甚”等数语概括评价晚清时的赋税制度。 鸦片战争后，战争巨额赔款和政府的腐败，都以增税要求转嫁到中国人民头上，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农民赋税负担逐年增加的趋势更为明显。 （三）农民大起义 纵观整个皇权专制时代，在每个专制王朝的盛衰周期中,赋税都必然是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转向诛求无度,直到最后因国民赋税负担过重、“民力殚残”而重蹈王朝崩解的覆辙。可以说每次农民大起义都是官逼民反，都是因为政府的横征暴敛使得农民活不下去了，才不得不起义抗暴。这可以从历代遍及全国的农民大起义中得到证明。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次数之多为全世界罕见，如秦末陈胜吴广大起义，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大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农民大起义，隋末农民大起义，唐末黄巢农民大起义，宋末王小波张顺大起义，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明末李自成大起义，清末洪秀全天平天国大起义。 张宏杰(2006，第204页)认为，“这种平均每隔两百年就会出现一次的改朝换代式的农民大起义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西欧从公元8世纪起，史书上才出现农民起义的记载，从那时起到16世纪八百年间，几十个国家里数得上的农民起义总共不过七八次。 这种农民起义往往是一种以争取农民权利或出于宗教诉求的武装情愿，其对社会的破坏力根本不能和中国的农民起义相比。西方没有一个王朝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西罗马帝国存在了一千多年，内部矛盾也曾十分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