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及昆虫记.docVIP

鲁迅与《昆虫记》 王富仁 　　《昆虫记》全集的出版，无疑是2001年中国书界的一大收获。在本报和《Newton－科学世界》杂志社主办的年度“十大科普好书”评选中，该书榜上有名。此外在《南方周末》、《中国图书商报》、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等媒体组织的年终盘点中，《昆虫记》也无一例外地入选“十大”之列，足可看出该书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我们都知道，早在20世纪初叶，《昆虫记》就得到了包括鲁迅、周作人等一大批领导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的赞誉和推荐，它在中国的传播史完全可以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王富仁先生在此文中考证梳理了鲁迅先生与《昆虫记》的关系，今天我们品味鲁迅先生的有关论述，体会其中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和批判意识，依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法布尔《昆虫记》的全译本，这堪称中国文化的“世纪工程”。我之称它为“世纪工程”，主要不是就其工程的规模而言，而是就其完成这一工程所经历的时间而言。1923年1月，周作人在《晨报副镌》发表了他的《法布耳的〈昆虫记〉》，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这部世界名著，此后便陆续有各种选译本出版，直到2001年1月花城出版社这个全译本的出版，已经整整78年的时间了，还不足以称为“世纪工程”吗？?　　我之知道法布尔的《昆虫记》，是通过鲁迅的作品。从中学时代起，在我的印象中，法布尔就是和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爱迪生同样伟大的名字。这种印象肯定是通过鲁迅作品形成的，因为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个渠道使我产生这样的印象了。?　　1925年4月，鲁迅写了他的杂文名篇《春末闲谈》，其中就讲到了细腰蜂的故事。“细腰蜂”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称作“果蠃”。据中国的博物家说，果蠃“纯雌无雄，必须捉螟蛉去做继子的。她将小青虫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着，祝道‘像我像我’。经过若干日，——我记不清了，大约是七七四十九日罢，——那青虫也就成了细腰蜂了，所以《诗经》里说：‘螟蛉有子，果蠃负之。’”在中国，也有认为果蠃自能产卵，其捉青虫放在窠里是给孵化出来的幼蜂做食物的，但中国的老先生却宁肯相信果蠃捉螟蛉做继子的“趣谈”，没有人去做细致的观察，弄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长夏无事，遣暑林阴，瞥见二虫一拉一拒的时候，便如睹慈母教女，满怀好意，而青虫的宛转抗拒，则活像一个不识好歹的毛鸦头。”鲁迅这里说的，就是中国一般文人对自然事物的态度。他们不愿也不想了解事物的真相，宁愿相信各种虚幻不实但却趣味有加的想象性、杜撰性的解释，并在这种解释中闭上眼睛，求得自我心灵的刹那的满足。这就是中国文人常常说的“情趣”。在这时，鲁迅举出了法布尔。他说：“但究竟是夷人可恶，偏要讲什么科学。科学虽然给我们许多惊奇，但也搅坏了我们许多好梦。自从法国的昆虫学大家法勃耳（Fabre）仔细观察之后，给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证实了。而且，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一个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蜇，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烂，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的新鲜。”鲁迅这里说的，就是法布尔《昆虫记》花城出版社的全译本第1卷中关于节腹泥蜂几章特别是《高明的杀手》一章中所叙述的内容。?　　花城出版社为法布尔《昆虫记》的出版所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法布尔的《昆虫记》“一方面用人性关照虫性，在昆虫身上倾注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又用虫性反观人类生活，思考人类的生存状态、生活态度、价值观念等等，睿智的哲思跃然纸上。”鲁迅是一个人性和国民性的解剖者，他在法布尔《昆虫记》中所获得的启发，主要用于对人性和国民性的解剖。虫性的生存动力几乎全部来源于本能，人类虽然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并常常用自己创造的文化标榜自己，掩盖自己的本能欲望，但人类的文化仍然是在本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许许多多的场合都还没有脱离纯粹动物本能的层次。人类的可笑与可悲不在于人类有本能，而在于人类常常用一种高雅的文化外衣掩盖起自己纯粹的动物本能欲望。人们无法发现各种文化外衣背后的本能欲望，也就无法识破这种文化的本质。鲁迅在《春末闲谈》中就指出，中国古代的圣君、贤臣、圣贤和圣贤之徒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其实也就像细腰蜂一样，是完全自私的，是损人利己的。什么“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石”了，什么“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了，什么“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了，无非只是一些细腰蜂的毒针，让广大社会群众承认他们的特权地位，承认他们作威作福的权利，而甘愿为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做牺牲，老老实实地听他们摆布，死心塌地地为他们服务。他们是人类的最高明的杀手，也希望把自己杀戮的本领锻炼到像细腰蜂那样完美无缺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