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历史世界》读后感.docxVIP

读《朱熹的历史世界》“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我们能看到“宋诗在阐发道理时并非只是空洞枯燥、淡而无味的说教，而往往是寓之于形、伴之以趣，融形、理、趣于一体，从而使宋诗呈现出独特的理趣美。”宋诗喜欢议论，喜欢在诗中谈论哲理。“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宋诗反映出宋代文人士大夫对思想的新的认识与觉醒。如何理解理趣，览余英时先生的力作《朱熹的历史世界》足可解惑答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师从钱穆、杨联升，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汉学家，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现居美国。余英时是公认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整体来看，余先生的学术成就明显体现出继承和发展的双向态势。继承的事业，余英时已经相当完满，而发展也始终是他的学术主题。”站在发展的方法论上，余英时显然是动态的、开阔的、包容的、比较的。“到目前为止，余英时首先发展了钱穆，然后发展了陈寅恪，并试图比较性地发展马克斯·韦伯。”发展钱穆之缜密考据、洞察敏锐、学理深刻，师法陈寅恪之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寻觅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伦理问题。悠悠万世，惟史为大，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朱熹的历史世界》完成于2002年。这是“关于有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但同时又别有其特殊的重点。它的焦距集中在以宋代新儒学为中心的文化发展和以改革为基本取向的政治动态。由于背后的最大动力来自当时新兴的‘士’阶层,所以本书的副题是‘宋代土大夫的政治文化’。宋代的‘士’不但以文化主体自居,而且也发展了高度的政治主体的意识:‘以天下为己任’便是其最显著的标帜。”全书在结构上包括了相互关联而又彼此相对独立的三个部分:上篇通论宋代政治文化的构造与形态;下篇专论朱熹时代理学士大夫集团与权力世界的复杂关系:上篇的《绪说》则自成一格,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系统而全面地检讨了道学(或理学)的起源、形成、演变及性质。题为《朱熹的历史世界》，作者试图建构一个朱熹所亲身经历过的真实世界。朱熹的世界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世界，所以儒学在这两个世纪的发展成为该书的主旨。但作者不止于此，而是把视域从儒学这个形而上的世界拉到朱熹所实际参与其中的政治世界。并且实际上，该书在叙述上也不限于朱熹一代，而是历史地呈现朱熹所经历的世界的缓慢形成的过程，以及活跃于这一过程中的士大夫的政治活动。这一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仁宗朝的建立期，熙宁变法时的定型期和朱熹时的转型期。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对于宋代思想史研究的启示就在于“置思想于政治史背景中，这一著作瓦解了在纯粹抽象层面谈论理学史的传统方法，把观察宋代思想的视野，从单纯的思想世界扩展到广阔的历史世界，改变了传统宋代思想和历史的固定模式，为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典范。”在该书正式出版后，引起了两岸三地以及北美学界的讨论，出现了不少分量很重的评论。这些评论都是学者对余英时先生及其对宋代思想的认识和评价所做出的重要的探究和交流。就普通读者而言，《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的魅力更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被视为撰史的宗旨,刘子玄亦有“才、学、识”的史家三长说。从班固、范晔，到郑樵、王夫之，无一不反映出史家对历史的认识和评论。它以明确的语言、深刻的见解和“彰往而察来”的意识,赋予读史者无穷的联想和不尽的启示。这就是历史见识的魅力。 在《绪说》中关于“道学、道统与政治文化”中足见余先生之才识。从哲学家提出的问题开始“‘道体’是道学的最抽象的一端,而道学则是整个宋代儒学中最具创新的部分哲学”。娓娓而谈，“始于清理‘道学道统’、‘道体’诸概念的流变及互相之间的关系,然后再进一步展这些概念与‘政治文化’的内在联系”。从《近思录》、《中庸章句序》中抽丝剥茧，指出“道统是道在人的世界的外在化”。在严谨的考证后有，“‘即朱熹有意将道统’与‘道学’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自‘上古圣神’至周公是‘道统’的时代,其最显著的特征为内圣与外王合而为一。在这个阶段中,在位的‘圣君贤相’既已将‘道’付诸实行,则自然不需要另有群人出来,专门讲求‘道学’了。周公以后,内圣与外王已分裂为历史进入另一阶段,这便是孔子开创‘道学’的时代。”通过朱熹、陈亮的“王霸义利”的论战出发，又有朱熹陆九渊学说之异之辨，最终我们看到“朱熹一方面运用上古‘道统’的示范作用以约束后世的‘骄君’,另一方面则凭借孔子以下‘道学’的精神权威以提高士大夫的政治地位”。明代学人茅坤评论《史记》写人物时写道:“今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若此者何哉?盖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而固非区区字句之激射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