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关学学者宗风上的共性.docVIP

　　历史上关学学者宗风上的共性 宗风是学术流派的最典型的特征。一般而言,学风包含该学术流派的学术风尚、学术方向、思想方式、行为方式的转换,以及该学术流派中占主导地位学者的为学态度、治学方法、人格境界、精神气质,等等,而宗风不仅包含学风所涉及的内容,而且还涉及学者在生平经历、学术生涯中的操守践履等。就关学而言,虽然自其创立以来,历经宋元明清甚至到民国时期,不同学者的思想也出现较大的差异;但是从宗风上看,依然可以找出某些相似的特征。 　　一、躬行尚实 　　黄宗羲《明儒学案》说: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黄氏此论,揭示了关学躬行尚实、尤重礼教的宗风。自张载伊始,关学学者并不是停留在书斋里的空想家,而是密切关注社会政治、风俗教化,而且将这些关注落实到自我践履中的实干家。在张载那里,有充分的展现:诸如,面对北宋前期儒学与政治分离的现象,张载说: 　　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于百姓,谓之王道可乎?所谓父母之心,非徒见于言,必须视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设使四海之内皆为己之子,则讲治之术,必不为秦汉之少恩,必不为五伯之假名。 　　张载认为儒学与政治的分离乃是治国的大患所在,只有将儒家仁爱思想应用于国家治理中,才能避免少恩、假名的弊病。再如,面对当时的土地兼并严重现象,及其王安石变法与变法中出现的各种弊病,张载积极在家乡试验井田,关注社会的均平问题,认为:仁政必自经界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苟而已。继而在家乡带领门人、百姓效法《周礼》,试验井田。虽然张载这些躬行尚实的行为,随着张载的病逝最终也未得到有效的推行,但是却对关中学风、士风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事实上,张载的躬行尚实的行为中,被后世最为乐道的乃是其以礼为教的思想和实践。礼素为儒家学者所注重,也是儒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自孔子以来,广泛论及礼,尤其是在教化上提出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的思想,到了张载这种立于礼的思想得到进一步阐发。张载认为圣学须专礼法修,将礼看作是圣人为天下制定各种典章制度、社会规范、教化百姓的重要内容。因此,张载不仅认为人必礼以立,依靠礼而成就个人的德行,而且提出了以礼为教的思想。张载又将以礼为教的思想用于教育门人和风化社会的方面,以致于其弟子中不乏躬行礼教的学者。如吕大忠生平不妄语,动有法度,极力推行礼教;吕大钧以圣门事业为己任,务为实践之学,讲习明井田与兵制,取古礼绎其义,陈数力行,尤其是制定了《吕氏乡约》敦化一方风俗。也正是在张载的提倡下,关学躬行礼教之风逐渐深厚,关中风俗一变而至于古。 　　宋代之后关学躬行尚实,尤重礼教的风尚依然流播不止。仅依时代顺序,略举数例:明代关学学者王承裕自始学好礼,终身由之,教人以礼为先。凡弟子家冠婚丧祭,必令率礼而行。吕柟生平重视躬行,不事口耳,其学虽以立志为先,慎独为要,忠信为本,格致为功,但所学所行皆一准之以礼。吕潜生平刻意躬行,远声色,慎取予,一毫不苟,而尤严于礼,诸冠、丧祭,咸尊文公惟谨,即置冠与祭器,式必如古人,或以为迂弗恤也。 　　到了明末的冯从吾更是以自己的学术和志业发扬了关学躬行尚实的学风,以弘扬孔子儒学为己任,在其生活中,不仅敢于指斥朝政时弊,被誉为真御史,更以讲学为己任弘扬儒家道统、学统,教化士人,敦化风俗。清代的李颙认为,吾儒之教,原以经世为宗,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则体为真体,用为真用。李颙所认为的全儒、真儒当具备明体适用、全体大用的修为与实践。与李颙同时的康乃心则是自少勤诵读,举笔不屑谐 俗。 试 则 冠 其 侪。 长 尤 笃 志 圣 贤、经 济 之学附录。时至晚清,刘古愚在陕西积极响应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并派弟子陈涛、邢廷荚往北京、上海,与康有为商讨国事,一时有南康北刘之称。刘古愚生平务通经致用,灌输新学、新法、新器,以救之。以此为学,亦以此为教。历主泾阳泾干、味经、崇实诸书院,其法分课编日程,躬与切摩。门弟子千数百人,成就者众。关中学风廓然一变。 　　二、自得造道 　　关学的自得造道学风指关学学者通过自己对儒家典籍的长期研读与体会,有效地阐发出其中的精微义理,从而推动儒学的发展。自张载伊始,关学学者就非常注重自得造道。嘉佑元年,张载东赴汴梁参加考试时,与二程论学后,焕然自信说: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张载之所以能焕然自信说出此一言论,正是基于自己多年遍求佛老之书,通过研读佛老,然后与儒学对比而产生的个人体会。这便是自得。在熙宁三年,张载归居横渠后,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俯读仰思、上下求索、博闻强记、质之以思、有得便识之等,便是自得之举。也正是在这种长期的自得探索之中,张载能够参悟儒学源脉,撰写出《正蒙》。张载自得探索的目的在于造道,在于阐发儒家的精微义理。张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