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超女”现象看中国文化境况.doc

　 从“超女”现象看中国文化境况 对话者：梁晓声（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作家） 路文彬（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谭五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文学博士） 时间：2006年1月2日 地点：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2005年的夏天，“超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几乎所有媒体，受到无数少男少女的热烈追捧，“超女”、“粉丝”、“玉米”等词也几乎成为网上点击率的新高。 商业炒作铺设“星光大道” 谭五昌：目前，“超女”现象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热门话题之一。我们今天就以此为讨论点，探讨一下“超女”现象带给我们的启示和思考。 路文彬：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视觉化时代，电视等视觉化的传媒手段几乎统治了一切，人们把视觉效果当作一种衡量标准，俗语中“混个脸熟”正说明了这一点。“超级女声”在最大限度上为中国的平民百姓提供了一个亮相的机会，无论在年龄还是在相貌上都绝少限制。恰恰是一张“大众脸”拉近了观众与舞台的距离，表演什么变为次要的，主角本身平民化，更使得他们容易接受这种形象，并参与时尚，进而融入时尚中。比如猫王在吸毒的时候登台演出，有人指责他不敬业，他却说，其实观众并不在乎我唱的是什么，他们只是想看到我这张脸，我哪怕只作一个姿势、一个动作，也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满足。 梁晓声：就像路文彬所说的，全人类正在进入一个视觉欣赏、时尚参与、娱乐满足、快餐文化、个性张扬的时代。 路文彬：这反映了空虚，时代的空虚。迷恋一个偶像明星同迷恋一个作家是有本质区别的。作家可能会写许多的废稿，辛苦写成的作品也不一定会给他本身带来什么显见的利益。而歌星、影星的成功则要相对容易得多。现代人把快乐当作一种原则，不愿意去承担，不愿意付出，对回应的强烈诉求其实是一种自恋。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说，让人类走向不归路、走向毁灭的不是苦难，而恰恰是娱乐。无节制的娱乐会给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比如吸毒，吸毒就是从中得到一种极度的快乐。娱乐不会让人走向真正的快乐，恰恰走向其反面。 谭五昌：大众狂欢何以形成，我想有两点，一是追星心态，二是自恋心态。两种心态混在一起，就促成了“超女”热现象的出现。 梁晓声：对一个国家也罢，时代也罢，文化意味着什么？文化在国家的发展当中起什么作用？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得不考虑它的文化品质，不仅是科技水平、民众生活水平处于什么层次，还要考虑它的文化在世界文化当中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大学应该为国家和民族培育这种文化，它有这种义务，这就决定了大学与其以外的文化是有区别的。 “超女”不是成功典范 路文彬：在娱乐中崭露头角的人可能会想，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也能够取得人生的成功。这其实是他们的一种梦想。并不像“猫王”那样，“猫主”本身有音乐天赋，他组建乐队，进行演出，这是对自我天赋、个人理想的承担，他本身就向人们展示了他那一代人的梦想，以及对现状的表达，诉说了他们的颓废，狂躁，这就是承担。而中国当代的青年一代并非如此。他们不是为了承担，而是为了享乐。“超女”们决不会引领时代，只是暂时的填补空虚，缓解了内心的伤痛，忘却寂寞，充其量只能称其为一种狂欢而已，不会给时代留下什么，来去一阵风。 梁晓声：我们承认“超女”能给大众带来快乐，也承认其中必定有人胜出，但这只是一次活动的胜出者，不能作为青年成功的楷模。 谭五昌：传统教育强调社会责任感，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文化的转 型，教育有向着功利化方向转变的倾向，在某些人看来，读书，考大学，考硕士、博士，完全是为个人谋幸福，为家庭争光，个人利益的诉求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这也许是我们当前教育中最大的误区。 警惕“文盲文化”冲击社会 谭五昌：家长和社会、学校教育应该调整教育理念，减少对物质功名的依赖，用知识、思想、信仰来武装自己，与大众文化保持某种必要的距离，以一个健全的心态重新找到幸福的方向，即使作为平民，也能踏踏实实地为社会作一份贡献，而不至于否定自己的人生甚至走上绝路。 路文彬：西方有一种说法是“识字文化”，与之相对应的是“文盲文化”。现在“超女”现象正是“文盲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文盲文化”无止境地冲击着我们的“识字文化”，即我们的“读写文化”，现在我们许多人每天都在上网看电视、听流行音乐，却很少读书，阅读处在一个极为次要的位置。这不能不让人焦虑。 梁晓声：商业文化存在有它的合理性，可以以比较平和的心态来对待，但是它进人大学并掀起狂热的风潮，变为和民主话语有关，和成功人生模式有关，这就应引起警惕了。 谭五昌：我们可以宽容“超女”及大众文化现象存在，并充分肯定其积极的社会与文化的意义，但是作为知识者，我们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自身的文化立场，捍卫高雅的文化艺术。 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