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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推广“中国英语”的几点质疑_文学评论论文 文学评论论文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人改变了以往对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的看法,拓宽了视野,解放了思想。随之而来的是国人对于西方国家的语言,特别是英语的不断增长的兴趣,举国上下学习英语的势头越来越强劲。而中国入关(加入世贸组织——T)、中国北京申奥、举办奥运会和举办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无疑又给国人的英语热打了几针兴奋剂。这样,对于以英语为首的语言研究也越来越强烈地引起了广大专家、学者和语言爱好者的兴趣。 一、对“中国英语”研究的兴起 近年来,在中国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吸引了一些研究者的兴趣,并逐渐形成了一些观点和理论,那就是对“中国英语”的研究。 提出“中国英语”这个概念的鼻祖是复旦大学的葛传槼先生。他在1980年提出:“在旧中国和新中国,讲或写英语时都有些中国所特有的东西要表达。如‘科举’、‘翰林院’、‘五四运动’、‘赛先生’、‘德先生’、‘白话文’、‘双百方针’、‘人民公社’、‘四个现代化’,这些不属于讲英语民族的人所惯用的词语,应当称作hina English。” 其后一些学者又根据自己的见解对“中国英语”这一概念做出了界定。诸如: 汪榕培(1991)将“中国英语”定义为“它是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 李文中(1993)认为“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中国英语主要构成包括音译词、译借词以及独特的句式和语篇”。 谢之君(1994)认为“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基础,能够进入英语交际,其使用频度和交际效果与使用者的水平有关”。 贾冠杰、向明友(1997)进一步指出,“中国英语”是“操汉语的人们所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无法避免或有益于传播中华文化的中国特点的英语变体”。 罗运芝(1998)则把“中国英语”简单地概括为“‘中国英语’是载汉语语言特征的英语变体”。 从以上“中国英语”这一概念不同时期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对研究者其进行研究的发展历程。 二、笔者对胡晓琼关于“中国英语”相关论述的几点质疑 在上面所说的同一篇论文当中,胡晓琼指出:“中国英语”作为英语语言的一种变体,应该并列于英式英语、美式英语、爱尔兰英语、澳大利亚英语等英语变体之中,在中国与世界交流中大力推广其应用,希望随时间的推移使“中国英语”成为“an hnred eber f the Inner irle”。同时,在中国进行的英语教与学的关注点、教与学的材料以及态度都应有所改变。 对于胡晓琼的论文中的一些观点,我个人有一些异议。下面我将分别论述一下我的看法: 第一方面、对“中国英语”的性质的认识。胡晓琼认为“中国英语”作为交际工具,是一种像标准英语一样好的语言。笔者不同意此观点。我很赞同葛传槼和李文中二位学者的说法,所谓的“中国英语”并非自成一派的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而是指我们中国的学习者把标准英语作为一门外语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用英语难以表达一些“中国所特有的东西”,如“科举”等词句,因而只能“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创造出一些“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进而进入英语交际。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中国英语”只是中国人所学、所说的英语的一部分,所占比重并不大,主体部分仍然是标准英语。如图所示: 如果把这样的一个综合体笼统地说成是“中国英语”,未免有些以偏概全吧。当然,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母语——汉语的发音和汉语思维的影响,学习者难免会出现语音、语法等偏差,但这些只是学习中出现的错误,是所谓的“hinglish”,并不属于“中国英语”的范围。又由于我国所开设的各种级别的英语教学都是按照标准英语的语音、语法的规则进行的,所以英语学习者能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改正错误,提高掌握英语这门外语的掌握程度。 由于综合国力的不断强大,我国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贸易等方面的交流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的“中国英语”的一些词语和表达法不断进入标准英语的交际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英语”有望进入英语的内圈——“”(胡),只能说明英语作为一种语言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它会吸收一些外来词和表达法来扩展自己的词汇,正如我们的汉语也吸收其他语言的词句一样。在中国,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英语仍然是一门外语,正如日语、法语、德语等语言一样,这种性质没有改变。“中国英语”只是我国学习者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活学活用”地创造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法,由于在我国学习和研究英语的人数远远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