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第五章 胡汉印文化的融合.ppt

中国文化史 第五章 胡汉、中印文化的融合（上） 本章主要内容 导言 一 魏晋之际的文化变革 二 玄学与魏晋风度 三 胡、汉文化的融合互补 四 南、北文化的差异与整合 导言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国家政治如此，文化进程也大体如此 。 殷商西周 （一元官学）——东周（多元私学）——秦汉帝国（大一统帝国文化）——魏晋南北朝（多元文化走向）——隋唐帝国（胡汉、中印融合后新的文化一统） 一 魏晋之际的文化变革 分崩离析的时代 秦汉至南北朝文化特征的演变 世族政治 魏晋至中唐的贵族社会 贵族政治的文化取向 中国文化进入“亚洲之中国”阶段 分崩离析的时代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是一个分崩离析时代的开端。 胡人进入中原——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统一——南北朝 秦汉至南北朝文化特征的演变 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是先秦以来种种政治模式和社会理想的一个历史选择 。 汉帝国集权政治崩溃，门阀制度和贵族政治（或谓士族政治）成为此后几百年间一大特征。 魏晋以降，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都为之一变，呈现出有别于秦汉的时代特征 。 世族政治 世家大族主导社会，自有其经济和社会基础。 庄园式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其庄园内自成社会，经济自给自足，“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 。 脆弱的朝廷不得不依靠并拉拢豪族，国家政权靠地方豪强和高门大族展开运作，导致权力分散、豪族轮流专政的“恶性循环”。 世族政治的现象均为秦汉时期所未见者，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对两汉国家集权官僚政治的一种“倒退”，是对先秦宗法社会的一种“复归”，这或许可以从文化的重演中得到部分解释。 魏晋至中唐的贵族社会 这是一个领主贵族制和官僚贵族制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文化贵族制的社会。 政治力：贵族大官僚可以左右朝廷政治，影响士人的文化取向。 影响力：一方面来源于其经济上的独立性和政治、军事方面的强悍力量，另一方面也来源于他们自己的文化人格。 贵族政治的文化取向 庄园经济和贵族政治导致的割据性，使朝廷对思想文化的干预弱化 。 “山岳崩溃”式的社会离析，走马灯式的改朝换代，更令人“悟兴废之无常”。 这与乐观进取的秦汉文化精神全然另成格调。文化由社会转向个人，由外部转向内部，对个人生命意义和心性情理的探求，给此后几百年间玄学和佛学的高涨留下了充分的空间。 经学和名教衰颓，是魏晋以来文化转折的一大标志。 “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贱唐虞而笑大禹”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主潮。 衰弱的经学已经无力为纲常名教的合理性作出理论论证，名教危机成为必然。 孔融曾与祢衡交谈：“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出则离矣。” 清人顾炎武说：“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指东汉──引者）”。他认为自俭约节义、儒风醇厚的东汉之后，“至正始之际，而一二浮诞之徒，骋其智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 干宝对当时的文化风尚有形象的描述： “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儒学（汉）——法家、名家——玄学、佛学——儒、玄、释、道多元文化，共存共融 。 中国文化进入“亚洲之中国”阶段 魏晋至中唐间，亦是一个民族的大融合期。以华夏族为主体、聚居在黄河、长江等地的中国人，经过秦汉帝国统一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已经成为东亚大陆一个具有独特文化风貌的大民族。 胡族内迁、政治割据和汉族政治中心的南移，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第一，促进了中国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开发；第二，促进了胡汉民族的大融合，各胡族很快实现汉化，同时汉族也广泛吸收胡族文化中的新鲜血液。 与周边胡族文化的互动，与南亚印度文化的互动，将中国文化推进到“亚洲之中国”阶段。 二 玄学与魏晋风度 “玄学”释意 玄学经历的三个阶段 玄学的实质及影响 “清谈”释意 玄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玄学”释意 “玄”有深奥、玄妙之意，《老子》首章便指出：“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庄子》和《周易》“总谓三玄”。这三部典籍正是魏晋时期人所共习的主要文本，也是此一时期的主要思想资源，故其称之“玄学”。 玄学在魏晋南朝，成为豪门高族借以自矜并沉潜其中的意识形态，也是中国学术史上继先秦诸子学和两汉经学之后的第三次学术高峰。 玄学经历的三个阶段 第一，正始时期 。（何晏、王弼创始） 第二，西晋“竹林七贤”时期。 第三，东晋、南朝时期 。 玄学的实质及影响 玄学所争论的虽然是哲学本体论问题，即本末、体用问题，而其实质则是论证名教的合理性，论证当世统治者政治秩序的合理性 。 曹魏政权“惟才是用”的口号意味着才、性分离，重才而轻德，而司马氏集团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