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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态博物馆的问题分析_0 我国生态博物馆的问题分析 我国生态博物馆的问题分析:2013-5-28 19:33:38我国生态博物馆的问题分析在上课时听到同学讨论有关生态博物馆的问题，也激起我对这方面的兴趣。现在，我结合资料表达我的看法。一、生态博物馆的含义及特点生态博物馆(Eco—museum)概念于1971年诞生于法国，其倡导者是法国的两位博物馆学家乔治#8226亨利#8226里维埃(Georges Henri Riviere)和雨果#8226戴瓦兰(Hugues de Varine)。他们在法国介绍博物馆发展新方向时首次提出此概念，表达了人、文化、自然环境必须紧密结合的新思维。里维埃定义生态博物馆说：“生态博物馆是由公共权力机构和当地居民共同设想，共同修建，共同经营管理的一种工具。公共机构的参与是通过有关专家、设施及设施机构所提供的资源来实现的；当地人民的参与则靠的是他们的志向、知识和个人的途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文化多元性的发展，开发与保护少数民族的意义逐渐被人们认识，第三代生态博物馆随之产生，它以民族文化开发和保护为主体，更多体现了文化性的思想原则。而我国的生态博物馆基本上都属于此类型。挪威生态博物馆学家约翰杰斯特龙用生态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对比的方法，阐述了生态博物馆特定的形式和内容：传统博物馆——生态博物馆藏品——遗产建筑——社区　舞、芦笙舞的功能性认同与态度的差异，表现出文化神圣性与表演性的分离。 我认为，只有身为实践者的文化主体，才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依靠力量，也只有文化主体自觉、自愿、自主地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中来，保护才有了最扎实、最牢靠、最深层的根基。尽管外界纷繁复杂，只要抱着对自己文化的尊敬，我相信他们的文化将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这也是所有人都希望看到的。2、继承与发展的矛盾正如第一个问题所说，对于文化和经济相对弱势的地区，我们或许可以指导其文化的发展方向，甚至阻碍其发展，但最终决定权在他们手里。人类最终接受外界思想，获得经济发展，抛弃落后的行为方式等等这些，是不可逆转的。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能力让他们的一些不合时宜的传统继续留存：一方面，文化遗产不同于器物收藏，不能将其隔绝、封闭起来研究，也不能凝固地、静止地加以保护，而必须让其让其开放，顺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这样，这种文化才有生命力；另一方面，对于某一特定文化遗产，文化主体毫无疑问地具有优先的或权威的解释权，所以，对于文化的发展走向，文化主体也应具有绝对的自我选择或自由支配的权利。就像在梭嘎生态博物馆筹建之初，博物馆学家苏东海先生与挪威博物馆学家约翰#8226杰斯特龙先生之间就有过一场关于长角苗女孩该不该读书的问题的争论：杰斯特龙先生主张不该读，理由是担心现代知识污染了这个完美的文化；但苏先生则认为该读书，只有通过读书让她们获得知识，开阔眼界，才能提高保护自己文化的能力。 而我认为，好奇心和获取知识是人的天性，接受教育也是人权的重要部分，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优美的文化而让他们放弃公民的基本权利。还有另一个类似的问题。陇嘎村寨位于山岭之中，长期缺水，平时用水都要从几里路远的山下背上山来，针对要不要引入自来水上山的问题，建馆之初人们也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长角苗妇女因为长期背水，为保持平衡，练就了一幅独特的站姿与走姿，因而不同意引入自来水。 而我认为，若这种身姿只是背水引起的，那么它再美也是病态的，我们不能因为要保持长角苗妇女的身姿，就让她们长期地背水，这首先是不道德的，其次也是与社会发展的规律相悖的。所以我的意见是，只有文物是静态的反映某一时间断面的文化状况，活生生的生活场景都必须是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追求美好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力，不容剥夺；我们不能因为要保留“传统”而牺牲创造传统的人的利益。其实，任何传统都是在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变更、积累而成的，我们做的只应是尊重作为当事人的文化主体的选择与意愿，让其自主抉择发展路径。3、开发与保护的矛盾在许多民俗旅游地区，地方政府常常只关注眼前利益，积极发展经济，热情倡导旅游开发，使得商业气息弥漫，以至于最终影响了文化魅力，破坏了文化氛围。这一方面影响了当地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对于文化遗产来说，还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所以对于生态博物馆，我也有这方面的担忧。民俗旅游收入毫无疑问现在是，而且长期会是与梭嘎类似的一些生态博物馆的主要收入之一。如何在充分保障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下，适度地、可持续地发展展示旅游，是值得思考的。以我目前思考出的浅见，在不破坏文化环境，不过多地干扰社区居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模式，尊重居民的人格个性的前提下，可能不会对当地文化有致命影响。其实，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与民族文化的保护并不是一对矛盾体。云南西双版纳傣园、“中缅第一寨”勐景来等民族村寨旅游成功经营的背后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