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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潮音乐对音乐创作的影响_音乐论文 音乐论文 一、关于“新潮音乐”的争论与批评 “新潮音乐”作为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前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尖锐的批评。“新潮音乐”和当代中国的流行音乐一样,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鼓励支持者有之,批评反对者有之,当时音乐界有的权威人士就将“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称之为“两个怪胎”。1985年底,新创刊的音乐学期刊《中国音乐学》开辟“回顾与思考”专栏,引发了音乐界一批有识之士关于“回顾与反思”的讨论,“新潮音乐”也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1988年第1期的《中国音乐学》转载了吕骥《音乐艺术要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①,认为当代音乐生活中的新潮音乐、流行音乐等音乐现象和理论观点离开了音乐的社会主义道路,因而是错误的。1988年第2期的《中国音乐学》发表了乔建中、居其宏的《什么是发展当代音乐的必由之路》等,与吕骥先生进行了讨论。1989年下半年起,“新潮音乐”与“流行音乐”成为音乐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对象,受到“颠覆与反颠覆、渗透与反渗透、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但是在一片批判声中,一些尊重音乐艺术规律、敢于讲真话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批评家,对这种政治批判作了勇敢而有力的回应。在中国音协组织召开的“全国音乐思想座谈会”上,一直关注支持“新潮音乐”发展的王安国先生,就从音乐思潮、音乐风格和作曲技法的历史发展角度,阐述了“新潮音乐”在中国产生、发展、兴盛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积极意义,对这种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表示明确反对,他指出,“清理音乐思想、总结经验教训,开展理论争鸣要实事求是,充分说理。对近年来我国音乐创作情况的估价和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结论,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眼光分析,要作科学而准确的表述,力戒片面、武断,更不要把艺术问题无线上纲。”②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之后,音乐界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批判宣告结束,但是此后对于新潮音乐的批评仍不绝于耳。代表性有石城子的《评新潮交响乐》③、李正忠的《关于讲政治》④等,对“新潮音乐”作出了全盘否定的评价。这些批评发表后引发了音乐界的反批评。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于“新潮音乐”的争论与批评重新回到音乐艺术层面,“谭卞之争”(新潮音乐作曲家谭盾与指挥家、批评家卞祖善的争论)和“郭王论战”(新潮作曲家郭文景与第三代作曲家王西麟的辩论)等事件,曾一度成为音乐界和媒体关注的热点,也引起学术界对于“极端先锋派音乐”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客观地说,“新潮音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对突破传统创作规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新潮音乐大多是实验性质的,因而也存在着忽视旋律美、盲目追求新音响等明显的问题。”[4] 二、“新潮音乐”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创作的影响 “新潮音乐”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创作的影响是深刻、深远而广泛的,特别是在创新作曲技法、更新创作理念以及催生第五代作曲家群体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首先,“新潮音乐”的兴起,使新的音乐创作理念与作曲技法的引进成为潮流,激发了作曲家的创作热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专业音乐创作。20世纪80年代初期,“新潮音乐”作曲家就开始广泛涉猎交响乐、室内乐等音乐体裁和民族器乐、电子音乐创作领域。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许多“新潮音乐”作曲家纷纷出国留学深造,作曲家的视野更加宽阔,创作范围也扩展到歌剧、舞剧等更多体裁以及各种实验音乐领域,产出了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精品力作,使中国的专业音乐创作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其次,“新潮音乐”的发展促使中国音乐界对于中国音乐创作民族化认识的进一步深化。音乐中的“中西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当代音乐创作面临的重要课题。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发表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音乐的基本原理各国是一样的,但运用起来不同,表现形式应该是各种各样的。”[5]“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6]但是,对于当代中国音乐创作民族化的探索经历了一个曲折而艰难的历程,“新潮音乐”也同样经历了这样的波折。但是,经历过质疑、批判、反思、寻根的“新潮音乐”,通过了时间的考验和政治的洗礼,并拓宽了当代中国音乐民族化的创作道路。对于“民族化”的认识,“我们以往的问题是对音乐‘民族化’的理解过于狭隘,如片面、简单地认为民族风格仅仅是采用民间旋律的问题等等。新时期的音乐创作对于民族化的理解开始深化了,认识到民族化的根本问题是体现民族精神的问题,是通过作品对民族精神加以把握。民族化的思路拓展了,创作的路子也开阔了”。[7]“从文化学的视角看,‘新潮音乐’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和作曲技法的吸收,从一开始就不是以‘国际化’为其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