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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兵经”碰撞 　　众所周知，《孙子兵法》和《战争论》分别是东西方古代军事理论的高峰，堪称世界兵学领域的圭臬。正因为二者是可以相互媲美的“双璧”，所以对它们进行比较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尤其在信息化条件下，这种意义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通过比较，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理解二者的思想精华，更加准确地把握东西方军事思想发展的不同主线，有助于科学预测未来世界军事思想发展的基本趋势。 　　迥异的社会根基与著述方式 　　《孙子兵法》源于中华民族冷兵器时代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农业社会，被誉为“农战合一孕育的制胜智慧”、“万流汇聚的兵学思想”。作者孙子身处“战胜而强立”的时代，为帮助吴国征服群雄称霸天下，他竭力总结前人的战争经验，寻求制胜之道。《孙子兵法》的著述方式是“舍事而求理”，大量采用自然界的现象来比喻战争规律，一句一理，字字珠矶，体现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重宏观、重综合的思维特点。《孙子兵法》的表述方式影响了西方人对它的解读，美国信息化专家乔治·斯坦因说，“我们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理解孙子生存的、由‘道’和‘气’组成的宇宙”。《战争论》源于西方热兵器时代的成熟时期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半工业社会，被誉为“铁血浇铸的兵学圣经”、“清浊交融的哲学源泉”。作者克劳塞维茨身处军事革命的大潮之中，精心总结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经验教训，研究适合新形势的新理论、新战法，目的在于振兴屡战屡败的普鲁士。克劳塞维茨史论结合，以史鉴理，采用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辩证法，从拿破仑战例着手，鲜明地体现了西方重微观、重分析的思维特点。同样，第一次接触《战争论》的中国人，也难以理解克劳塞维茨所说的“纯金属铸成的小颗粒”。 　　截然相反的战争观 　　《孙子兵法》开篇即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把战争列为国家头等重要的大事，以引起国君将帅的高度重视。显然，孙子是从社会职能这个角度来说明战争的，其要义在于阐明战争在国家事务中的关键地位和重要作用，告诫人们高度重视战争、慎重对待战争。他提出???道”的概念，即“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所谓“道”，是指国君与民众共同的政治要求。这种政治要求并非无足轻重，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因此，他把“道”列为“五事”之首，看作是战争制胜的首要条件。他还进一步明确指出：“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正”，阐明了平时政治建设与战时作战地位的关系，认为只有平时修明政治，并建立与这种政治相适应的法度，才能在战场上掌握战争胜败的决定权。然而，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论点又不可避免地带有直观、笼统和朴素的性质，还没有也不可能从理论上彻底揭示战争本质以及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克劳塞维茨主要从哲学角度抽象战争的本质，提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的观点，直接揭示了战争的本质，回答了“战争是什么”的问题。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不过是政治的开路工具，当政治难以进展时必然诉诸武力。由此，他提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经典论断。较之于孙子的认识，他的这些观点显然更准确、更深刻、更全面。 　　各有侧重的打击点 　　孙子主张“避实击虚”，主要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敌虚弱之处通常兵力弱小，或者戒备松弛，易于取胜；二是敌虚弱之处也是其整体的一部分，断其一指，往往可以起到伤及其余的效果，使敌整体崩溃；三是敌虚弱之处往往抵抗力也相应较弱，双方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也势必会减小。 　　克劳塞维茨基于“无限制使用暴力”的思想，反复强调选择敌人力量的重中之重，尽可能集中优势兵力，给予其致命一击。为此，他反复强调“打敌重心”的观点。所谓重心，是指敌人力量的核心、要害、关键部位。战略指挥员，不仅要善于识别敌人的重心，而且更要善于集中兵力予以致命的一击。他指出，以彻底打垮敌人为目标的作战，所有力量的集中打击都必须指向敌人整体所依赖的重心。“以优势兵力平平稳稳地占领敌人的一个地区，只求比较可靠地占领这个小地区而不去争取巨大的成果，是不能打垮敌人的。只有不断寻找敌人力量的核心，向它投入全部力量，以求获得全胜，才能真正打垮敌人。”尤其要注意的是，如果敌人由于重心受到打击而失去平衡，那么，胜利者就不应该让敌人有时间重新恢复平衡，而应该一直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打击。换句话说，应该永远打击敌人的重心，绝不予敌以喘息之机。 　　在信息化条件下，与《孙子兵法》相比，克劳塞维茨“打敌重心”的目标选择观点适应性更强一些。西方国家继承了克劳塞维茨“打敌重心”的军事理论，并把它发展为“五环打击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军确立的打击目标依次是：国家指挥中心、关键生产设施、交通设施、民心、作战部队。 　　理想与现实的态势把握 　　孙子对于“知胜”是看得很重的，不仅要求“知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