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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讨论《诗比兴笺》诗学思想的某些特点 　　引论古典诗学发展到清代，其内部已有从儒家经学话语和杂文学观念的束缚中逐渐松动的迹象，如阮元“文言说”对文学“用韵比偶”要求的提出。然而，古典诗学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外部异常复杂的文化生态，晚清中国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乾嘉时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到了道光、咸丰朝终于全面爆发，清王朝在内外交困中开始“走向世界”，中国从此被迫走上充满坎坷的现代化之路。伴随着社会的巨变，中国诗学体系加速从古典向现代转型，形成了古典与现代之间的独有过渡形态———近代性特征。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诗学的近代性特征有：从接受对象看，表现为强调文学的功利性，乃至夸大其辞。文学的功用由载道变为致用继而又为救国，有着挽救民族危亡，改造中国社会的更广泛的意义，如维新派要求文学以“新民”、“群治”；从文学本体看，表现为纯文学的观念的建立；从创作主题看，表现为创作“自由”论；悲剧观的确立，白话运动的开展等等，上述从宏观角度的描述无疑是准确而深刻的。 　　作为近代著名的改革思想家，魏源生逢风云际会的大转折时代，直面现实，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都提出了系统的改革策略，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此当代研究者颇为关注并已有深入研究，在此不必赘述。我们要关注的是，从逻辑上说，魏源的诗学思想与古典诗学近代化转型这一总体潮流必然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魏源改革思想的提出是立足于本土固有思想资源而对现实的客观回应，具体而言，是通过继承、发扬传统今文经学传统思想资源而实现的，而魏源传世最重要的诗学著作《诗古微》便属于今文经学，因此，魏源如何在继承复古诗学的同时实现革新便是近代诗学研究的重要命题。 　　整体而言，当代研究者对魏源诗学研究重视不够，对《诗古微》的研究主要是从诗经学及学术史的角度进行的，而对《诗比兴笺》的诗学思想还缺乏基本的清理。《诗比兴笺》是近代著名思想家、改革家魏源的诗学著作，兼具诗选与诗论双重性质。 　　《诗比兴笺》刻本共四卷，共选28位诗人的462首诗歌，选诗范围自汉魏至晚唐，皆为“比兴体”古诗。　魏源在《诗比兴笺序》中指出：“时予所治《诗古微》方成，于齐、鲁、韩之比兴，旁推曲鬯，复从君长子小舫太史获读此笺，以汉魏、六朝、三唐之比兴，补予所未及，盖隐隐相枨触焉。” 　　尽管魏源没有明确说明此书是他的著作，但是，从思想上看，他并不回避《诗比兴笺》实乃《诗古微》的“续集”。因此，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集中讨论《诗比兴笺》诗学思想的某些特点，其实也是具体而微地显示出近代诗学演变的大势。 　　作为《诗古微》的“续集”，《诗比兴笺》对选诗以“比兴”为标准和对“以史证诗”文本阐释模式的使用，充分表明古典文论与经学话语的复杂关系以及魏源诗学受到经学话语的浸染，表现了《诗比兴笺》与经学的密切关系和对古典诗学的承袭，然而，时代和作者历史身份的规约，又使得这部诗学著作不能不直面巨变中的社会现实，从而蕴含古典诗学转型时期所独具的近代性特征。 　　一、对“用”的强调 　　“经世致用并不是十九世纪的发明，而是古已有之。它只是在十九世纪才发挥到了极致，成为对文学最重要的价值要求，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最后形成了文学救国论，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学在近代转型时的发展趋向，甚至一直影响到现在。” 　　《诗比兴笺》对“用”的关注表现为“以诗复礼”和“以诗为谏”的诗歌功用论，与古典诗学的言志、载道论有相似之处，但这并不是思想僵化的复古论调，而是魏源立足现实变革对传统的汲取。将诗歌作为畅通言路的工具的观点，在之后的改革家冯桂芬的《复陈诗议》中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体现出魏源诗学功用论在制度层面的思考，从中可窥探出近代文学理论走向“救国论”的端倪。 　　（一）以诗复礼 　　魏源在《诗比兴笺序》中对于何者为“诗”作了回答，认为“昔夫子去鲁，回望龟山，有斧柯奈何之歌。又有违山十里，蟪蛄在耳之歌。又作《猗兰》之操。甚至闻孺子沧浪濯缨起兴，与赐、商言诗，切磋绘事，告往知来，是则鱼跃渊飞，天地间形形色色，莫非诗也”。源将“诗”的范围扩大到天地万物，而诗歌范围的扩大带来的是诗歌功用的扩张，这也为“诗同礼乐”论的提出作了铺垫。“诗同礼乐”这一观点在《诗古微序》中有具体论述，其曰： 　　明乎礼、乐，而后可以读《雅》、《颂》……故《诗》之道，必上明乎礼、乐，下明乎《春秋》，而后古圣忧患天下来世之心，不绝于天下。……《诗》教止于斯而已乎？昔者子夏弹琴以咏先王之风，有人亦乐之，无人亦乐之，至于发愤忘食。然夫子犹造然变容曰：子已见其表，未见其里；窥其门，不入于中。安知其奥藏之所在乎？丘尝悉心尽志以入其中，前有高岸，后有深谷，填填正立而已，不能见其里。此所谓精微者也。精微者何？吾心之诗也，非徒古人之诗也。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志气横乎天地，周乎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