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死与梁启超生.docVIP

谭嗣同死与梁启超生 　　也许是一种巧合，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时间恰好是2008年6月11日。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115年前，大清帝国的皇帝光绪在这一天颁布《定国是诏》，已有200多年历史的满清王朝，尽管风雨飘摇，垂垂老矣，但它还是希望通过这一次变革，革除痼疾，富国强兵，让一个古老的帝国焕发青春，重新崛起，于是“咸与维新”。 　　但是，仅仅103天，形势骤变，本来支持改革的慈禧太后突然变脸，囚禁光绪，捕杀维新党人。于是，戊戌豪杰或仓皇出逃，或慷慨赴死。变法领袖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国外，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被斩于北京菜市口。其他人或被永远监禁，或被流放新疆，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记得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毛泽东说的没错，古往今来，所有的奋斗，所有的变革，没有不流血的，没有不牺牲的，如果怕死，那就什么都不要做了。中国历来不乏慷慨悲歌之士，他们是不怕死的，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便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民族的希望，他们大义凛然，他们死得其所。 　　但是，当我们赞美慷慨赴死是英雄的时候，是否意味着仓皇出逃是懦夫，是逃兵？因为为什么死的不是梁启超？为什么走的不是谭嗣同？谭嗣同因为死而伟大，那么梁启超是否便因为生而不光荣？当我们在赞美死的时候，是否在鄙视生？看来，“生，还是死”，这真是一个不容回避，也无法回避的问题。 　　先说谭嗣同。 　　谭嗣同，生于1865年，死于1898年，年仅33岁。他字复生，不知是不是因为可以死而复生，所以不怕死；号“壮飞”，从他的号中，便可见其性情豪爽，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侠义之士。 　　谭嗣同在参与戊戌变法之前，就因忧国忧民、救亡变革、办报讲学而名扬天下，被称为“新政人才”。后光绪皇帝亲自召见，向其表达变革意愿，令谭嗣同感动万分，决心肝胆涂地，以死相报。光绪对他破格提拔，赏官四品，参与新政，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共称“???机四大臣”。但是，不过百日，形势骤变，慈禧发动政变，捉拿维新党人。 　　本来，谭嗣同是有机会从容逃走的。那天，谭嗣同亲自把梁启超送到日本使馆。当梁启超要他和自己一起出走日本的时候，谭嗣同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梁启超避居日本使馆之后，日本使馆方面又提出要为谭嗣同提供“保护”，但谭嗣同回答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被捕后，在狱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临终时，谭嗣同大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够壮烈的了，100年后的我们读到这里，依然不能不热血沸腾。然而，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 　　其一是谭嗣同所说的“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其二就是谭嗣同所说的“死得其所”。 　　先说第一个。中国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千百年来，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所以，因变法而流血者至谭嗣同早已不是第一个了，我们随便就可以举出一大批来：战国时期，有秦国的商鞅变法和楚国的吴起变法。商鞅因变法而被车裂，吴起因改革而被射杀；汉代有王莽改制。所谓改制，其实也是变法，因变法激化矛盾，爆发起义，不久被杀；唐代有王叔文变法，他的变法比谭嗣同的百日维新只多了43天。 后来宦官俱文珍等迫使顺宗禅位于宪宗，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被杀；宋代有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虽然没因变法而流血，但是自己的儿子由于被人攻击，旧病复发而死；明代有东林党人的改革，因和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作斗争，先有以杨涟、左光斗为首的六人被杀，史称“六君子”，接着又有以高攀龙、周顺昌为首的七人被杀，史称“七君子”。 　　再说第二。什么样的死才叫死得其所呢？死得其所其实就是死得值得，死得有价值，如果算账的话，就是投入很小，回报很大。也就是说，你谭嗣同的死，或者可以唤醒民众，或者推动变法成功，或者暴露统治者残暴的丑恶嘴脸。但是，谭嗣同的生命换来这一切了吗？ 　　其实，民众是很难被唤醒的，无论你流多少血。就在谭嗣同就义的那天，围观者达上万人，谭嗣同慷慨陈词，而百姓却呆若木鸡，他们不关心你的变法，他们是来看砍头的，他们只知道被杀的是乱臣贼子。他们就是鲁迅所描写的那些“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的“看客”；他们就是买人血馒头为儿子医病的茶馆主人华老栓；他们就是“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的阿Q。 　　所以，要改变这个世界，不一定用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