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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 万历皇帝是个懦夫，是个可怜的人，却不是昏君。他只是让封建社会一直走着的下坡路，变得更陡峭些。 失去控制的文官集团 张居正时期 朱翊钧十岁登基，号万历，少帝老臣，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有道是一朝君主一朝臣，高拱去职，张居正居首辅，莫不自然。先不论其间的种种，这个结局是必然的。张居正作为首辅，辅佐幼帝，领群臣主政，此类先例亦不胜枚举，不用多谈，值得一提的是这对君臣，是这对人。 提到张居正和朱翊钧这对君臣，首先让我想到的是诸葛亮和刘禅，历史上的刘禅并不是蠢蛋，相反聪明伶俐，朱翊钧亦是如此。这两对君臣都是君少臣老，君倚臣忠，君懦弱臣耿直，君无善名臣无善终。万历皇帝倚重张居正就像刘禅倚重诸葛亮，这就是可悲的组合，君主本就不好强，身边偏又有一个大能臣可以借个肩膀，加深了他对臣子的依赖，一个没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君王，是极度可悲的。 更可悲的是，君王可依仗的强臣非但能力突出，更是忠诚不已，至少在张居正在世之时尚无任何忤逆的表现，一个忠臣带领着一帮子忠臣罩着少主，安定的政治环境给了万历皇帝一张舒适的温床，举事皆有人可托，凡事不必躬亲处置，皇位无人觊觎，完事稳妥、高枕无忧。直到张居正去世，万历的性子基本上就已经定型了——通达知礼，温良奉道，换言之，就是万事不由己，就是懦弱。在接受众臣十数年培养的同时，也渐渐失去了对群臣的控制。 申时行时期 张居正调教出了一个心目中的皇帝之后，就撒手人寰。留下了渐渐成熟，有意施展自己的朱翊钧，还有一帮子视万岁如学生的文官们。这是个矛盾凸显的时刻，张居正没有赶上，却被申时行迎头撞上。 申时行是个老好人，和事老也行，八面玲珑也罢，他懂得侍君之道，也懂得为臣之术，在轰轰烈烈的倒张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申时行运用中庸妥协的处世之道周旋于皇帝和群臣之中，成功能过的解决了很多矛盾，却同样的埋下了祸根，由于这个老好人的周旋，使得万历更加的无法与群臣直接的交锋，而对群臣的屡次妥协，无论多少，首先就是一个君主的失败，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就是万历皇帝每次都要做出一些让步，虽然每次都是可接受的，他的权威却在这一次次妥协中渐渐地消磨掉了。权臣觉得，我们只要坚持，皇帝始终会让步，终于，到立储事件发生时，朱翊钧终于发现，整个文官集团已经不是他能控制的了。 作茧自缚的文官集团 中国长久以来的文官集团和相应的制度实在是一个笑话。文官集团很有意思，其成员们能够自成体系，自我约束同时又能够通过相互信任构成自我保护，他们大都能自觉地忠于圣上，通于下属，上行下效，极为安稳。这在几千年里形成的体制已经不是我所能阐述清楚的，这里跳过，有意思的是，文官们总是喜欢通过各种无意义的东西把自己活活勒死，把自己逼得走投无路。先就名和利两个字说起。 为官者总是逐名又求利，名和利对于官员们本是矛盾的存在，但又偏偏能够为他们辩证的统一进自己的那些道道里。官员们读的圣贤书，理应上系庙堂，下系百姓，兢兢业业，廉洁奉公，以博得一个清官忠臣的好名声。然而生计也是不能不顾的，在他们看来，为官求财才能够通人脉、通仕途，博得上级满意，保的自身平安。官运畅通了，才有机会出人头地，展示才华，或取悦龙颜，或闻达于诸侯，名声自然就有了，至于靠百姓称赞，那就属于末技了。当名声在外，升官发财也就指日可待了。 文官集团们追求名和利，并将其有机统一。而这个“名”最早是统治者驾驭百官的手段，统治者理由圣贤理论教导百姓百官，让他们忠于朝廷，忠于职守。渐渐地又成为文官们自己要追求的，一种虚无缥缈而又能勒紧人脖子的东西，是读书人十年寒窗习得的圣人精神。对于“名”他们有着复杂的情绪。一方面他们觉得求名是很累很麻烦的，因为要清廉，要奉公，要勤政，要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好的名声是他们的本分，是为官的崇高目标，或是行贿于高官、或是得到皇帝的垂青、甚至于忤逆造反、自立门户，无论什么手段，名垂青史就像长生不老一样，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这个名让中国的官僚体制发生了变化，产生了变数。 官僚体制成毒瘤 之所以谈及官员求名逐利，是因为这种现象，深刻的影响到了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发展，并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总趋势的重要力量之一。 什么是官，官者，吏事君也，说白了官员就是为政府机构打工的人，也就是说，为官也是从事一种职业，在任执政行政，履行职责和任务，然后领取相应的酬劳。既然是职业，追求利益，获得相应酬劳是在无可厚非，古代做官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因为中国历代行政权极大，相应的责任也就愈大，金融、经济建设、司法刑狱甚至于军事等等事务，无所不包、无所不管，这还不算上各类关系的疏通和公务开销等，总而言之，给官员们高薪实在是理所应当的事。为官者做工作，认真完成任务的奖励，有过失的要惩处，根据其贡献度制定相应的工资标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失职的开除，犯法的治罪，这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