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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与钢琴 陇 菲“第六届中国新音乐研讨会”论文 　　古琴是中国古典音乐的代表性乐器之一。如果就其历史的源远流长而论，古琴可说是中国古典音乐的经典性代表乐器。 　　钢琴是西洋近代音乐的代表性乐器之一。如果就其功用的影响深巨而论，钢琴可说是西洋近代音乐的经典性代表乐器。 　　古琴和钢琴的原始形态最初都是拨奏的弦琴。古琴至今依然持守其拨奏的手法，钢琴逐渐演变成键击的乐器（陇菲按：所谓“古钢琴”者，有拨弦和击弦的两种）。 　　新音乐的潮流，使我经当代中国专业音乐教育而入钢琴之门。 　　新音乐的潮流，使我离古代中国师徒授受之道而乏古琴之术。 　　入钢琴之门，乃我人生之乐其一也。 　　乏古琴之术，乃我人生之憾其一也。 　　钢琴者，我常习。 　　古琴者，我常听。 　　钢琴的演奏，使我领略西洋音乐于万一。 　　古琴的聆赏，使我体悟中国音乐于耳食。 　　钢琴技术的限制，使我不能完全体验西洋音乐的精微。 　　古琴演奏的阙如，使我不能真正彻悟中国音乐的至道。 　　不过正因有此局限的自觉，遂更加滋生研究探秘的兴趣，长期思之再思之，也使我时有所获，渐有所悟。 　　更为重要的是，正是新音乐的勃兴发展，一个多世纪中古琴与钢琴的两相对照，加之钢琴音乐之所谓“中国风格”作品创作的成败得失，才使我对古琴与钢琴之“不同的不同”和“不及的不同”（赵元任《新诗歌集·序国乐跟西乐》，转引自《赵元任音乐论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2月版），真正有了进一步的体会。 　　杨荫浏先生曾说： 　　国乐的独到价值，必须在与世界音乐公开比较之后，始能得到最后正确的估计。国乐的充分发展，必须在与世界音乐经过极度融化之后，才能达到它应有的程度（《国乐前途及其研究》，转引自魏廷格《评中西音乐关系的理论与实践》，载《中国新音乐史论集 ── 回顾与反思》，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2年版）。 　　诚哉斯言！ 　　　　一、古琴与钢琴的乐律 　　　　古琴所用，乃五度相生调弦、十一徽定位之律。应该说是一种类似于西洋律学家所谓“纯律”的律制，亦即查阜西所谓“自然音阶”之律。（参《漫谈古琴》，《琴家取用自然音阶论》，载《查阜西琴学文萃》，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5年8月版；以下所引查阜西言说皆见此书。） 　　钢琴所用，乃十二平均律。 　　就律制而言，古琴所用，乃二维的单一律制。尽管有五度相生和十一徽定位的二维，但就其相互参照之调弦、演奏的实际音位而论，如果是合格的琴师，所与之音，都应该吻合“纯律”的音位。 　　就律制而言，钢琴所用，乃一维的复合律制。尽管其各条琴弦的调律都遵照十二平均的一维标准，但就其轰鸣的实际音响而论，各弦所奏之实音与它弦所生之泛音，确有一定的音差。比如大调基音之上的纯律大三度泛音，与大调主和弦的十二平均律大三度实音，就有14音分的音差（400-386）。其中最为特殊的一例是：西洋古典音乐作品中，为回避小调主音之上的纯律大三度泛音和小调小三度三音实音的音律差异，常常在小调性的乐曲结束和弦中使用升高半音的“辟卡迪三度”（Tierce de picardie）。此种情形，在古典钢琴音乐作品之中，也常常见到。若非如此，细心耳审，就可以觉察其矛盾冲突。就此而言，匈牙利钢琴家约瑟夫·迦特《钢琴演奏技巧》一书 “钢琴家赋予大调和小调和弦以纯律音准的前提是轻奏三度音”云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3月第1版，第6页），虽然并不能改变其客观的音律差异，但就大三和弦而言，由于实音十二平均律三度的轻奏，纯律泛音三度的强度相对而言的确有所增加。因此，轻奏实音三度的确可以改善大三和弦的和谐与共鸣。但就小三和弦而言，则无论实音三度如何轻奏，实音十二平均律小三度和泛音纯律大三度之间的矛盾龌龊依然不能有任何实质的变化。 　　比较而言，古琴律制之实效，比钢琴更加精确周密。 　　比较而言，钢琴律制之转调，比古琴更加方便无碍。 　　古琴律制的精确周密，与其改弦更张的转调困难，是同一事物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 　　钢琴转调的方便无碍，与其矛盾冲突的音律制度，也是同一事物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 　　经过成千上万年的音乐实践，迄今为止，此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尴尬局面，依然是音乐家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这是就古琴和钢琴使用的律制本身而论，如果就实际演奏中所与之音而论，情形又有所不同。 　　比较而言，古琴实际演奏中所与之音的音位，于不易中有无穷变易的可能。比如黄钟之角，既可以徽位为准，取纯律386之数，又可以五度相生之角弦为准，取五度相生律408之数，更不用说古琴演奏吟、揉、绰、注、逗、撞、进、退等等手法所造成的律间游移。 　　比较而言，钢琴实际演奏中所与之音的音位，就没有无穷变易的可能，除非像当代某些钢琴作品所要求的那样预先予以“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