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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熵权模型在信息披露质量测度中应用 　　摘要：通过构建包含直接和间接、定性和定量、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三级层次信息披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引入信息论中的改进熵权模型，对2012年深交所创业板355家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进行了测度。实证分析与检验表明，在统计意义上，改进熵权模型的测度结果与深交所考核结论具有较高一致性，且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显示了改进熵权模型在信息披露质量测度中的较强适用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改进熵权模型 　　中图分类号：F275；F2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1-0135-05 　　1引言 　　我国资本市场经历20多年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驱动力量，其中，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作用日益凸显。高质量的信息披露，不仅能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机会主义与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还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投资者评价、监督公司管理层提供依据[1]，最终成为提升上市公司自身价值、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2，3]。 　　在学术界，如何科学测度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是资本市场中的研究热点和难点。目前，学者们主要利用三类主流方法：一是直接使用权威机构的评价结果，如刘斌、梁欣欣[4]及权小锋、吴世农[5]使用深交所的信息披露评级结果；二是选择间接反映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代理变量，如支晓强、何天芮[6]用“是否发生财务重述”作为强制信息披露质量的代理变量；三是研究者自建信息披露指数，如高明华等[7]从完整性、真实性和及时性三个方面构建了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数，并用层次分析法进行了计算。 　　上述三类方法虽然各具一定适用范围与优势，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第一类方法没有体现具体的评价和计算过程，适用范围受限（如无法用于上交所的样本数据）；第二类方法仅用局部特征代替变量整体，缺乏全面性和科学性；第三类方法虽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主要考虑了直接影响因素，缺乏对间接影响因素的考察。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上述不足，受杨红、杨淑娥等[8]所用方法的启发，在充分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并考虑直接与间接、??性与定量及内、外部影响指标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测度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整合性指标体系，然后引入信息论中的熵思想和改进熵权模型的算法，对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进行较为客观、科学及全面的测度，以期丰富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为相关理论和实证提供参考。 　　2测度指标选择与改进熵权模型的算法 　　2.1测度指标选择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以及影响这些行为的各种重要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信息披露质量的高低。为增强信息披露质量的测度效果，需全面、科学地进行指标选择。 　　（1）直接测度指标的选择 　　针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深度、广度及速度，现有文献提出了可靠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测度标准，并使用不同的指标进行衡量。杨红，杨淑娥等分别利用有无年报更正或补充行为及年报时滞衡量可靠性与及时性；宋洪琦[9]用信息披露数量（次）的多寡衡量完整性。由于近年来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时有发生，这对提高资本市场整体信息披露质量造成负面影响，本文借鉴吴国萍、黄政[10]的成果，将合规性纳入信息披露行为的直接影响因素，并用定性变量信息披露是否违规来衡量。 　　（2）间接测度指标的选择 　　信息披露质量除了受到披露行为的直接影响，也受内部财务状况、治理结构及外部环境的制约。 　　公司内部财务状况包括多个方面，现有文献大多考虑盈利能力及财务杠杆两个方面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王斌与梁欣欣、李忠均通过研究表明，信息披露质量与盈利能力正相关；王雄元与刘炎[11]、李忠的实证研究显示信息披露质量与财务杠杆正相关。 　　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主要包含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与股权制衡度）、管理者激励、董事会特征（独立性、稳定性及二职合一的状况）及监事会特征4个方面。综合杨红等、杨清香等[12]、伊志宏等、宋洪琦及李忠的研究成果可知，信息披露质量与股权制衡度、管理者激励、董事会特征及监事会特征均正相关，而与股权集中度负相关。 　　现有文献更系统地考虑公司内部财务状况与治理结构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只有为数不多的文献零散地涉及对外部环境的影响，且主要体现在外部审计机构的权威性、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发达程度及所在行业的竞争状况等方面。综合王雄元与刘炎、方红星等[13]、伊志宏等、李忠及于晓强和刘善存[14]的实证研究结果可知，信息披露质量与外部审计机构的权威性、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发达程度、所在行业的竞争状况均正相关。 　　综上，在考虑各种直接与间接指标、定性或定量指标及内、外部影响指标后，借鉴并发展任政亮、徐飞等[15]的指标选择，本文构建了一个由2个一级测度指标、6个二级测度指标、16个三级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