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自由和国家安全的一次较量(三).docVIP

新闻自由和国家安全的一次较量() 　　莱尔特当然懂这个道理。莱尔特在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以前，自己就当过联邦众议员，他是从立法分支转到行政分支工作的。可是，到了国防部长职位上，他当然也不愿多受国会的约束。他客气地给富布莱特回信，说以后再联系，然后，就缈无音讯了。 　　与此同时，艾尔斯伯格还在千方百计从背后推富布莱特。1970年初，他一下子给富布莱特的助手送去了25卷从五角大楼文件中复印下来的3000页文件，有些他干脆直接从邮局寄过去。 　　富布莱特拿着这些文件，苦思冥想该怎么做。参议员有参议员的思维习惯，他不能贸然公开这些文件。他后来说，他知道可以利用这些文件做文章，但是他不能违反程序而公开文件内容。这样做会让外交委员会招致攻击。事实上，立法豁免权还是一个相当大的保护，国会议员假如发生泄密，在法律上冒的风险还是比一般人要小得多，不太可能去坐牢。可是他思前想后，还是认为，必须遵从合法的听证会的程序要求。在保密规定上，只要有一个细小的失误，行政部门可能不去法庭告诉，可是以后，他们就会拒绝再向国会递交同类文件。这是他无论如何必须避免的。 　　结果，富布莱特就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状态：他知道有这样的文件，甚至掌握一部分复印件，但是在公开场合、在听证会上，他不能提到五角大楼文件，更不能引用其中内容。富布莱特只能再一次给国防部长写信，要求正式调阅五角大楼文件。这一次，他连回信都没有收到。 　　艾尔斯伯格开始另外想办法。他去出席有关审判战争罪的讨论会，在会上他向一些国际律师说，如果国际上有对战争罪行的审判，那么他知道有一批五角大楼文件，这些文件对于审判的意义，相当于二战末的纽伦堡文件一样重要。他甚至向律师描述了五角大楼文件的内容，并表示，只要有审判的机会，他个人可以作为被告，或者作为证人出庭，从而让法庭发出传票，强迫五角大楼交出文件。他甚至怂恿一些律师发起民事诉讼，想用这个办法促使法庭发出命令，把五角大楼文件作为证据公布。 　　这条思路，就是走司法程序来公开秘密文件。这很困难，因为美国的法庭一向避免涉足国防和外交领域，这也是分权和制衡的结构决定的。但是也并不一定完全走不通。美国的法庭有司法自制，对接受案件有明确的要求，但是一旦法庭认为有理由启动程序，别的政府部门通常会避免公开对抗法庭命令，这也是三权分立的游戏规则决定了的：平时权力最小的分支，一旦动起来，威力最大。大家都不愿意使司法分支过分弱，因为打破分权制度的平衡就意味着一种制度性的弊病。 　　然而，律师们没有被他说动，因为他们认为启动司法程序的条件还不具备，法庭不会接受他们的案子。 　　1970年5月，美军进入柬埔寨，国内反战运动风起云涌。在反战示威骚乱中，肯特大学的四名学生在骚乱中丧生。很多大学为此停课。基辛格的一个助理安东尼。雷克忿而辞职抗议侵入柬埔寨。富布莱特召开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艾尔斯伯格在听证会上作证。他指出，美国对越政策所依据的内在逻辑有严重问题，要理解美国对越政策的连续性，必须考察这些决策的国内政治背景。他指出，历届行政分支对越政策有一个从不在正式文件上反映的动机，就是都想避免在自己手上遭受失败的屈辱。 　　富布莱特再一次向国防部长写信要求五角大楼文件，国防部长回信，再一次明确表示拒绝。富布莱特发现，他仍然无法摇动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固执。机密在行政分支手里，他们一意孤行，而他自己在发表讲话的时候，还得小心不要在程序上破坏保密规定。1970年8月7日，富布莱特终于在参议院讲话中谴责了国防部在五角大楼文件问题上的态度。他说：行政分支又一次让国会吃了闭门羹。但是，他警告说：有一句老话，在华盛顿，没有什么可以长久保持秘密的。我希望第一个得到这套历史文件的记者，能够和我们委员会分享。 　　国会这条路不通，下一条路就是新闻界了。 　　四、希汉和纽约时报 　　艾尔斯伯格试图通过国会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努力屡遭挫折，其根本原因，是国会议员们受严格的规则制约，不会轻易越轨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自然会走的路就是寻找更为民间的途径，这样的途径效果间接，但却是永远可以走的，因为这样的途径涉及言论自由，受宪法保护。权力制衡之路暂时没有走通，就走言论自由。 　　艾尔斯伯格已经准备通过媒体把五角大楼文件暴露出来。既然国会议员们不能做，那么只有找新闻界。因为他知道，新闻界有新闻自由的宪法保护，胆子要大得多。可是，当他和一些律师商量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地劝他还是走国会的路，因为只要有那么一个国会议员愿意在国会公布五角大楼文件，那么这个国会议员享有立法豁免权，也许不至于进监狱，而他自己把文件捅到新闻界去，新闻界或许没事，他却免不了要吃官司。 　　艾尔斯伯格感到，自己已经无路可走，只有走向新闻界。主意一旦打定，就是找谁的问题了。他找到了纽约时报华盛顿分部的尼尔。希汉。希汉是新闻界报道越战的一个名记者，当年为合众国际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