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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伦敦地区空间战略规划评介与启示 　　摘 要：自1944年阿伯克隆比主持编制了世界上第一部特大型城市区域规划-《大伦敦规划》以来，每一阶段的伦敦地区发展规划都主要立足于自身需求和可行的程序性工具，以利于指导首都地区未来20-30年的发展。进入21世纪，作为英国第一个引入空间发展战略的地区，伦敦先后三次制定出台了大伦敦地区规划。本文以不同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的伦敦规划演变为基础，重点对大伦敦地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2011）的核心内容、重要特点及其相关启示进行评介和分析，以期促进我国特大型城市区域的规划创新。 　　关键字：空间战略规划；大伦敦地区；评介与启示 　　中图分类号：K9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2.006 　　随着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和提高城市治理能力，伦敦先后三次制定实施了《大伦敦地区空间战略规划》（2004版、2008版及2011版，简称《伦敦规划》）。在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特大城市区域的发展正面临人口、经济、交通、生态等问题的严峻挑战。由此，“新城建设、精明增长、城市更新及多中心发展”等成为城市区域治理和规划的实践主题。本文对2011大伦敦地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的核心内容、重要特点及其相关启示进行评析，旨在探讨其对我国特大城市区域规划创新的有益启示。 　　1 演化视角下的大伦敦地区规划 　　1.1 基于田园城市概念的新城发展（1920年代初—1960年代末） 　　英国的霍华德（Ebenezer Howard）于1898年出版了《明日：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1902年修订版更名为《明日的田园城市》），提出以田园城市的概念和方案促进实现城乡结合，以解决各种城市问题[1]。这是城市规划史上第一次将城市问题的解决视角置于城市之外的区域。之后，盖迪斯（Patrick Geddes）于1915年出版了《进化中的城市：城市规划运动和文明之研究导论》，运用区域规划的综合研究方法，系统阐述了人文主义规划思想，并明确提出：真正的城市规划须首先是区域规划[2]。 　　受上述区域规划思想的影响，1944年阿伯克隆比（Patrick Abercrombie）主持编制完成了伦敦地区的总体发展规划。该规划对战后伦敦重建以及大伦敦地区的平衡发展做出了贡献[3]。特别是，为疏解伦敦都市区过分拥挤的人口和产业，大规模的新城建设运动由此展开[4]。其中，作为第三代新城，密尔顿·凯恩斯凭借合适的人口规模和次级区域中心城市功能而成为英国新城建设的成功典范。 　　1.2 从兴盛→低谷→复兴（1960年代末—1990年代） 　　1965年成立的大伦敦城市议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G.L.C）标志着伦敦地区进入了相对统一的规划管理阶段。G.L.C负责大伦敦地区发展战略规划以及交通规划等。为了改变大伦敦规划中同心圆封闭布局模式，1969年G.L.C制定了《大伦敦发展规划》，它通过规划建设三条向外扩展的快速交通干线，以期在更大区域范围内实现地区经济、人口和城市的合理均衡发展[5]。由于G.L.C与32个自治市管理机构间的现实矛盾、伦敦不同地区间存在人口、经济发展脱节问题，直到1976年该规划才被中央政府批准。这表明G..L.C并未有效发挥统一规划管理的作用。 　　1979年起，保守党政府推行新公共管理主义的政府管理改革。通过提倡新自由主义和推崇市场机制，采取私有化措施分割出政府管理中部分的公共服务职能。根据1985年《地方政府法案》，由国家环境部承担伦敦的战略规划职能。此时，因规划领域聚焦于内城复兴，区域层次的战略规划一时被终止或废弃，并于1986年撤消G.L.C。之后，遗留的规划权力真空被各级政府和社会团体的力量所填充。彼得·霍尔（Peter Hall）曾指出：英国不再需要代表1960年代以来过时潮流的策略性规划机构，私人经济将处于主导地位[6-7]。直到1997年劳工党重新执政，重构地域空间关系成为核心议程之一。以直选的伦敦市长和大伦敦议会政府等区域组织为主体的区域治理和规划实践才得以再次复兴。 　　1.3 新千年的全球城市区域规划（大伦敦地区空间战略规划） 　　劳工党重新执政后，大力推行把国家、市场以及人民结合在一起的“第三条道路”。主张通过合作政府将碎片化的政府部门重新聚合。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进程日益加速的背景下，伦敦作为世界著名的全球城市区域之一，由于长期缺失一个权威管理主体和战略规划机构，面临着城市规划难以统一、战略规划缺乏指导、部门利益冲突不断、相关政策难以整合等诸多问题[8]。根据1999年的大伦敦管理局法案，2000年设立了大伦敦管理局（Greater Lo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