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村棚户里老知青.docVIP

复兴村棚户里老知青 　　50年前，他们是满怀理想的热血青年，响应精简城市人口，压缩城市口粮的号召，“上山下乡”。30年前，他们回归城市，在复兴村搭棚为居，受困于户口住房。 　　关于这一“老知青”群体，偶有史料记载，将其称为“失声的群落”。较之“老三届”， “新五届”，他们的故事看起来或许不够波澜壮阔，也不曾被浓墨重彩地解读。 　　同样作为时代的牺牲品，他们的后辈，至少还有时间和机会上学，做生意，从而改变自身命运。而他们，只能多年来挣扎于“乡村无土地、城市无户籍”的尴尬窘境。就像文中的主人公周天喜一样，拥有着看似普通平凡的人生，背后的无奈与艰辛无人知。 　　如今，他们被困在城市的村落中，如同村落本身一样，近在咫尺的繁华，却又远在天涯。 　　我们所讲述的的故事，并不能囊括这一群体所有的青春热血、中年艰辛、暮年残梦，只愿有人记得他们曾为时代牺牲过。 　　更多的人已带着遗憾长眠地下，活着的人理应有更好的未来。 　　她想有个能“闭眼睛”的地方 　　晚饭后，75岁的胡桂云会出门散步。她去年拿掉了胆脏，所以这一路，她步履蹒跚。 　　她通常怀揣心事，扶着水泥扶手慢慢走下阴暗的楼道，跟路边的邻居闲话家常，吐露心事。二十年来，她的头发变白了，身体不如从前，但她的心事如同周遭的景致一样，并无多大改变，都是一副郁结的样子。 　　雨天时，这里显得更落魄，三到五层的小楼房参差错落，杂乱的电线在逼仄的楼房空隙间交错，有流浪狗倚靠在门户前的破旧沙发旁避雨，女人们聚在缺了一个脚的台球桌旁织毛线、嗑瓜子，三轮车驶过，飞溅的泥水弄湿了路边售卖卫生纸的小摊。 　　胡桂云走出杂乱的小区，沿发展大道高架桥一直向前，像是走进了另一个世界。这一路高楼林立，南边是有正在打造的王家墩商务区，西边的各种现代化建筑摩肩接踵，距她家不远的某楼盘现在每平米过万。她用四十分钟走到汉口火车站，坐公交车只有两站路。 　　暮色四合时，霓虹灯在她的瞳孔里扑朔迷离。她开始往回走，这段走了二十几年的道路，她并不陌生，却始终有一种距离感，似乎这里从未属于过自??。 　　回到这个叫做“复兴村”的家，外面的世界与她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当她看到收工回家的小儿子时，心事更重了——何时能够离开这里，住上廉租房。 　　这是她毕生最后的心愿，对她来说，有了廉租房，就意味着41岁的小儿子还有成家的可能，“虽然我们是武汉人，但是因为没有房子，小儿子一直没有找对象。”再者，自己也可以有个最终闭眼睛的地方，现在的房东是绝不会允许年事已高的她，死在这里的，“随时都有赶人的可能”，尽管她已经在此住了十几年。 　　这里曾是棚户区，一度被称为武汉的“贫民窟”。从卫星地图上看，它卡在林立的高楼中，房子低矮地有些突兀，气势如虹的发展大道高架桥让它显得更落寞。 　　复兴村社区，位于江汉区西北部，解放大道北，青年路西侧，由复兴一村、二村、三村、四村合并而成。 　　早前姚姓人家在此首居，称姚家墩。抗日战争武汉沦陷期间，日军在附近的王家墩修机场，强迫村民外迁，该地沦为荒地。抗日胜利后，村民返回重建家园，改名复兴村。1980年，复兴二村并入，藕塘、菜地，以及60余户，约300人的菜农构成了复兴村雏形。1985年，汉口火车站破土动工。次年，市政府整治黄孝河，沿岸600多棚户3000余人迁入复兴村，仍然以种菜为生。 　　今天，这些最初的菜农是“贫民窟”中的有产者，比如胡桂云的房东，他们中绝大多数拥有三到五层的私人楼房，这让更多的像胡桂云一样的“无产者”，十分羡慕。 　　这些无产者们，多为60年代初期和中期从武汉市下放到农村的职工和居民，于80年代初期和中期携家带口返回城市，在此栖身落户。 　　几乎没人记得是谁在这儿搭建了第一座牛毛毡棚，甚至许多武汉本地人也并不知晓这一村落。在为数不多的官方资料中，有记载称：复兴村棚户区的迅猛扩大，源于政府给原住在黄孝河两岸的部分返城人员解决了住房和户口问题。 　　这一消息不胫而走，武昌八铺街一带的返城人员获悉后，联络住在汉阳和江岸两处有相同情况的返城人员，率先在这一地区搭棚落户。随后，分散居住在武汉三镇的返程人员，纷纷涌向复兴村占地搭棚，迅速将原来的荒地填满。 　　据统计，在当时约60亩的土地上，居住着1000余户，约8000余人，形成了早期的棚户区。这些返城人员，也是现今复兴村的主要住户。 　　“沉重的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 　　1962年，周天喜带着老伴胡桂云，两岁的大女儿和一岁的儿子，从武汉市下放到湖北钟祥的农村。在此之前，胡是武昌某国营饭店的服务员，周是汽车司机。 　　此时，受三年自然灾害影响，城市人口粮食供应不够，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鼓励农业生产，并适当缩减基本建设战线和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