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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铜钱信用货币性质 　　中国古代铜钱经常处于不足值状态，只是依靠朝廷的信用和法律的保护才能正常行使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中国古代各王朝垄断铜钱的铸造权，立法禁止百姓铸造铜钱或销毁铜钱，保护朝廷铸行轻重大小参差不齐的铜钱，按照同等的法定价值行使货币职能。因此，铜钱就具备了一定程度的信用货币性质。基于铜钱的信用货币性质，中国古代各王朝运用扩大或缩小发行量、铸行减重铜钱或铸行虚币大钱等手段，调节社会货币流通总量，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并根据朝廷的需要，随时调整货币政策。 　　铜钱是法定的非称量货币 　　中国古代的货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法定货币，另一种是非法定货币。中国古代的法定货币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称量货币，另一类是非称量货币。法定的称量货币主要有黄金和白银，交易使用时需要称量，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粮谷也是法定的称量货币。法定的称量货币依靠本身的价值和法律的保护承担货币职能。法定的非称量货币主要有铜钱和纸币，交易使用时不用称量，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布帛和龟贝也是法定的非称量货币。法定的非称量货币依靠朝廷的信用和法律的保护承担货币职能。非法定货币种类很多，使用时需要称量的主要有布帛和粮谷，使用时不需称量的主要有法律未规定流通的古钱，民间经营的纸币和票券等。在中国古代大多历史时期里，布帛和粮谷不是法定货币，而是民间习惯使用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也是朝廷税收、财富宝藏和支付官俸、军饷的主要工具。 　　法定非称量货币是最为重要的货币形态，主要有铜钱和纸币。纸币是最典型的法定非称量货币和信用货币，在中国古代一定历史时期广泛流通。北宋初期流通的纸币——“交子”，是我国最早的官方发行纸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变，至元朝形成比较完善的单一纸币流通制度。明朝纸币流通制度全面衰退，逐步被银两货币制度所替代。铜钱也是法定非称量货币，具有一定程度的信用货币性质。其流通贯穿我国古代皇帝专制王朝的始终。法定非称量货币具有货币政策工具的功能，可以用来调节社会财富再分配。中国古代各王朝运用铜钱实施货币政策，通过铸行减重铜钱、铸行虚币大钱、扩大不足值铜钱发行量等方式，将社会财富部分或大部分，从民间收敛到统治者手中。 　　金银依靠自身价值流通 　　黄金和白银在中国古代大多历史时期里是法定称量货币，而粮谷在大多历史时期里是非法定称量货币。无论是法定称量货币还是非法定称量货币，都依靠自身价值行使货币职能，交易使用时需要称量。 　　秦始皇统一全国货币时，即将黄金定为法定货币，规定黄金货币单位为“溢”。西汉初期，黄金货币单位从“溢”改为“斤”。西晋以后，黄金货币单位又从“斤”改为“两”。黄金货币一直以重量为单位。黄金贵重，是窖藏和随葬的最佳物品，王侯贵族和地主富商多用其窖藏或者随葬。战国时期的各类铜钱多有出土，其形制可辨。黄金货币若也有类似铜钱的法定铸币形制，应该也有出土发现。然而，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标准形制、标准重量的黄金铸币出土。现存出土的黄金，如金饼、马蹄金等，大小轻重参差不齐。这说明，中国古代未曾发生过法定形制黄金铸币的广泛流通。既然没有标准形制的黄金铸币存在，黄金贵重，不可能按块使用，交易使用时必定需要称量，即便是战国时期楚国爰金，具有类似现代邮票的形象，却也大小轻重不等，不可能依据个数交易。因此，黄金在中国古代是法定称量货币，依靠自身价值承担货币职能。黄金贵重稀缺，难以承担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相对不断增长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黄金数量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因此，黄金货币在其发展史上经常发生非货币化的倾向。 　　秦始皇统一全国货币时，规定白银只作为器饰宝藏，不得作为货币流通。随着西方国家白银的流入，白银在中国古代的财富性质和宝藏手段职能逐步得到加强。然而，白银货币化却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直至宋代，才产生出明显的结果。但是，蒙古民族的入侵以及元朝的建立，又使我国古代白银货币化的发展突然中断。元朝的法律禁止白银作为货币流通，同时也禁止黄金和铜钱流通，实行了单一的纸币流通制度。朱元璋推翻元朝的统治，比照元朝的方法实行大明通行宝钞流通制度，继续禁止白银的流通。但是，不久之后，大明通行宝钞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明代中期，明王朝不得不解除白银禁令，以挽救因为纸币退出流通而造成的货币短缺危机。于是，白银迅速地取代了纸币和铜钱，一跃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白银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不久，明朝就确立了银两货币制度，从而使白银成为更典型的法定称量货币。自明朝确立银两货币制度，至民国时期的公元1933年废两改元，在此期间虽然在清朝末年出现过银两货币制度下的银元流通，白银一直是法定称量货币，依靠自身价值承担货币职能。 　　铜钱依靠朝廷信用流通 　　中国古代的铜钱和纸币是非称量货币，主要依靠其发行者——朝廷的信用，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