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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秘史》文体特征 　　[摘要]《蒙古秘史》成书于公元13世纪，记载了蒙古民族自始祖至斡歌歹时期近六百年的历史，开创了蒙古民族书面撰史纪事的先河。现存的《蒙古秘史》作为蒙古民族第一部书面历史文学作品的汉译本，在创作文体上既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同时又与汉族史传作品有着密切的交流和影响关系。将《蒙古秘史》与《左传》、《三国志平话》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在叙事、取材以及语言方面的异同及其特色。[关键词]《蒙古秘史》；历史散文；讲史说话；民族文学 　　[中图分类号]1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1-0014—07 　　一、历史散文叙事 　　《左传》成书于战国，是先秦历史散文的典范，它和《史记》分别代表了当时叙事性作品的思想高度和艺术高峰，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明清文学史上的“古文”派，在写作上即极力模仿《左传》、《史记》。所谓“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正道出了历史文学作品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和崇高地位。 　　《蒙古秘史》（亦称《元朝秘史》，以下简称《秘史》）是蒙古族第一部书面古代文献，保留下来的是汉译本。就内容而言，它既是文学作品，又是历史著作。文学是其表现形式，历史则是它的实际内容。就历史文学而言，无论华夏民族的《左传》、《史记》，还是蒙古族的《秘史》，其绝大部分文字都是作者以全知全能的眼光来描述的。作者首先对所写的历史知识和过程成竹在胸，能够从容地驾驭史料，将其剪裁组合，布局谋篇，惟有如此，才能保证史著构思的整体一致性。史书叙事的特点是要向读者告知事理，以缜密取胜，实事求是，并遵循着“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要求。而文学叙事的特点则是以情动人，为达到此目的，可以采用夸张、虚构等手法。但史书并不仅仅是史料的堆彻，撰史允许在大体上不失真的前提下，用细节想象的手法刻画人物形象，以突出其鲜明特点。在史事的叙述中，也可以适当地运用增删详略或艺术夸张等手法。事实上，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惟妙惟肖的历史场景描写，也成为了历史真实的一部分。 　　恰当地引用诗文、歌谣、民谚等，不仅是史书保存历史史料所必需，而且也增强了史书的艺术性和趣味性，如《史记》中的《大风歌》，《左传》中外交辞令借《诗经》的吟诵。在《秘史》中，民谚、歌谣、口传故事的记载运用极多，这些民谚、歌谣不仅保存了珍贵的蒙古史料，而且也为《秘史》的撰写增辉不少。当然，《秘史》也和《左传》、《史记》一样，书中常常为了某种目的或意识形态的需要，用一些夸张性的语言，或增加虚构性的故事，或利用附会性的神话传说等。从历史真实方面看，这些显然起到了混淆真假的作用，但若从阅读的趣味性方面看，这些因素的加入又极大地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性和可读性，这也正是《左传》、《秘史》这些历史、文学名著受到人们持续喜爱的重要原因。 　　（一）叙事特征 　　《汉书·艺文志》中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所谓的“右史记事”，即是以叙事为主的史书。以《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为代表的叙事性历史散文，将先秦叙事文学推向了辉煌。尤其是《左传》，历来受到人们的赞赏，“言事相兼，繁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从文学上看，《左传》最值得注意的地方，还在于它记叙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时，不完全从史学价值考虑，而是常常注意到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比如《郑伯克段于鄢》是体现《左传》叙事艺术水平的名篇，仅仅用了四百多字，就写出了郑庄公的虚伪、阴险和狡诈，文中记述了他与武姜、祭中、公子吕等人的对话。“姜氏欲之，焉辟害”、“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无庸，将自及”、“不义不暱，厚将崩”等等，语言简短，却颇具个性。故事情节在人物的一问一答中发展，叙事流畅，情节则层递而紧张，三言两语就塑造出了一个老奸巨猾的政治家形象。 　　《秘史》对战争描写最精彩的部分是纳忽崖战役。对该战役的描写颇为用力，通过完整的情节叙述，勾勒出了多个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体现了《秘史》描写战争场面的高超艺术水平，而其中最为令人瞩目的，是借助人物之间的精彩对话： 　　塔阳问：“那赶来的如狼将群羊，直赶至圈内，是什么人？”札木合说：“是我帖木真安答用人肉养的四个狗，曾教铁索栓着，那狗是铜额凿齿，锥舌铁心，用鐶刀做马鞭，饮露嘶风，厮杀时吃人肉。如今放了铁索，垂涎着喜欢来也。四狗是者别、忽必来、者勒蔑、速别额台四人。” 　　塔阳说：“似那般呵，离得这下等人远者。”遂退去跨山立了。 　　又问：“那后来的军，如吃乳饱的马驹绕他母喜欢般来的是谁？” 　　札木合说：“他是将有枪刀的男子杀了，剥脱衣服的兀鲁兀惕、忙忽惕二种人。” 　　塔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