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建模式与制度变迁.doc

中国重建模式与制度变迁 　　4月22日，茂县太平乡杨柳村的村民们已经在轻钢结构上砌起了新家的第一层。簇新的工业化材料带着脱胎换骨的新鲜，又与山上古老的羌寨有种奇异的反差。搬到山下的新村要一条明显的轴线，屋顶以此左右分水，所谓“门对青山”，这一传统始终贯穿在村子的各种仪式中 　　4月23日，都江堰虹口乡的老郭夫妇正在打理自家的田地。虹口的百姓常年以农为生。地震摧毁了房屋和田地，原有的谋生方式和村庄生活开始面临挑战。现在，很多地方选择了从农业经济向旅游经济的转变。在这种并不简单的转身完成之前，土地仍是村民们最基础的生活资本 　　2008年5月21日，汶川特大地震全国哀悼日的第三天，民众自发来到天安门广场，哀悼地震中的遇难同胞，表达对生命的尊重。自汶川大地震发生到当年底，有110多万人报名参加抗震救灾志愿者行动，直接派遣到灾区的有18万人。从自发排起的献血队伍，络绎不绝的捐款人流，到为残孤儿童提供心理治疗的广大网友，民族精神和公民意识再现于危急时刻 　　“5·12”大地震震中映秀镇重建总体规划现已基本完成，预计总投入约20亿元，最先进的抗震建筑技术都集中在这里，使她成为一座现代抗震建筑博物馆 　　　32个小时内，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民兵预备役人员投入兵力4.7813万人，出动军用运输机22架，军用直升机18架，征集民航客机12架，空投物资12.5吨——这是汶川地震最初时间，一个国家的应急速度。 　　稍后，投入救灾的解放军兵力超过13万人。而同时，为地震提供服务的志愿者达到14.5万人——这只是要求参加抗震救灾的108.7万志愿者中，最终能够抵达四川震区一线的数量。国民的激情与行动力如此强烈，以至于四川有关方面呼吁，恳请志愿者择时再来。 　　国家与国民，中国社会以总动员的方式面对30年来最重大的挑战。一年之后，即使重新面对的只是这些数据，我们仍不免容易回到当时的情感现场。 　　汶川地震的救灾与救援，国际社会一致评价是：“中国政府以高分通过了此次灾难带来的考试。”极具强度的情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总动员——合众之力的救灾与救援的制度性阐述是：举国体制。那么，一年之后，情感记忆之外，我们当有机会进入制度的观察与分析。显然，地震的挑战没有结束，只不过它转换了方式，由救灾而重建。 　　三家独立的学术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与民政部减灾中心分别计算出的地震损失是7000亿、9785.5亿与8943.7亿元。如此重大的损失之下，我们如何重建新四川？在需要缜密的损失计算、科学的规划、精心的建设、有序的安置以及冷静的监督的重建时刻，制度性条件将变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合众之力当然必须给予制度性保障。 　　制度是内生的，无论人力物力的总动员，还是似乎千头万绪的重建，构成制度生成的隐而不彰的核心，第一是资源的筹措，第二是资源分配及其管理。举国体制何以成为中国应对巨大危机的基础性制度，以及这一制度面临着的转型——在资源的筹措及管理的分析框架里，我们将获得基本的理解与解释。当然，也会由此而发现制度重建的机会。 　　一年之后，我们同样有条件来重新观察震区的四川人，在苦痛、艰辛与煎熬之下，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持并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并使四川重新屹立。有着青城山与都江堰的四川是独特的，发现独特的四川——一个历史上以“湖广填四川”为基础的四川精神，实则也是我们认识四川乃至中国的开始。 　　从巨大的危机，达至多难兴邦并完成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以认识论的角度，发现四川发现中国，是我们必经的第一步。 　　重建一户损毁的农民住房，我们目前能够筹措的资源是多少？答案是：4.5万元。 　　汶川地震一个月后，《国务院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里，即明确规定：中央财政原则上按平均每户1万元的标准给予补助。之后，《四川省汶川地震灾后农房重建工作方案》里也规定，农房重建与中央财政匹配资金，同样为1万元。两项财政支付之外，震区受灾县亦将获得对口支援省市的每户1万元农房重建补助。除此，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也将向重建农房每户发放1.5万元的资助。稍稍不同的是，红十字基金会限于资金额度，其发放有选择条件，并非针对所有重建农房。 　　按此4项补助与资助计算，灾区农房重建，最高将会获得4.5万元的帮助。 　　如果没有坐标，孤立地来看这4.5万元，我们将无可判断。四川农房重建，按目前的一般状况，每户重建大约需要7万～8万元，因而农房重建是属于尚有资金缺口的部分。但是，我们如果回到资源筹措的角度，其间重大变化当会清晰明确。 　　汶川地震前一年，2007年8月，国务院在正式发布《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之后的常务会议上，决定：将因灾倒塌房屋重建的补助标准由每间600元提高到1500元。仅仅一年后，汶川地震发生——1500元的补助标准，无论与中央财政1万元，还是综合各方补助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