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民问题为例浅谈对弱势群体的宪法保护.docVIP

　一、问题的提出 　　回顾，我们很容易看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三农”问题均不同程度的被政治家、学者们所高度重视。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道路”到毛泽东的“农民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农村包围城市”；从费孝通对“三农”问题的学院派研究到邓小平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创造的农村承包制、农民自治等制度；从过去的“问题导向”性研究，到“政策导向”性实践，再到“规范法治化”建设的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关键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的实质问题是人权问题。谁解决好了农民问题，调动好了农民的积极性，利用好了农民这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力量作为革命和建设的主体，谁就会取得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我们应该看到，在我国社会不断现代化的时候，农民更加边缘化，成为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的积贫积弱的社会弱势群体。在社会地位、收入、权益保护、社会竞争力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处于困难和不利的弱势地位。党和政府也非常重视农民问题，把农民问题作为社会建设的基本问题来看待，制定了一系列以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社会地位等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农村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成功。但相对其他社会主体而言，农民的社会弱势群体状况仍未得到根本好转，有些方面还更加显得积贫积弱。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实践工作者也分别对“三农”问题中的农民问题从与实践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实践，但始终没有找到解决“农民问题”的良方。法学工作者们在这研究和实践中，更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中，但大多数均未找到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的“对策”。二十多年来的理论探讨和改革制度设计，似乎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根本原因在于，这些理论探讨和政策制度设计大都陷入了把农民排除在外的思维定势，走入了人治的死胡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正如笔者前文已述：解决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而人权解决的关键是宪法问题。过去的一些法学工作者们之所以没有真正找到解决农民问题的法律对策，就在于没有从法律的源头、国家的根本大法上去寻找答案。近年来，一些法学工作者逐步意识到宪法保护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纷纷投入精力和热情去进行相应的研究和实践探讨。他们认为：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最神圣的宪法，是共和国的立国之纲；他们希望宪法之母，一方面要严厉约束易于膨胀的权力，一方面要慈祥地保护易于受害的弱势群体的权利；他们更期盼在共和国宪法之母的眼中，没有权贵和贱民、富裕和贫困、工人与农民等区分；在共和国宪法之母的眼中，只有平等的公民概念，任何人都是慈祥的宪法之母的高贵之子，享有做人的基本权利。二、农民弱势群体宪法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8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农村。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的政治特征决定了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复兴，没有大多数人的积极主动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解决好“三农”问题，特别是解决好“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法治化过程中的基本问题，是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成败密切相关的基本问题。从宪法的角度去研究和实践对逐步边缘化的农民弱势群体的保护，则是解决好农民问题的最根本、最基础的法源性问题，是法学工作者研究和实践解决农民问题的逻辑起点。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法源地位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地位。依法治国的核心和首要义务是依宪治国，实行宪治。宪治是法治的前提、基础、核心和关键。不论从立宪制度，还是从行宪制度来看，对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进行宪法保护是依法治国、实行宪治的需要；是完善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需要；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实现人人平等权的需要；是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调动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需要；是体现党的为民政策，实践“三个代表”的需要。 　　三、我国宪法对农民弱势群体保护的现状及分析 　　毋容置疑，我国宪法对农民的保护较解放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千百年来受剥削和压迫的农民阶级，成为了国家的主人，成为真正享有权利的人。但是我们更应看到，建国五十年来，我们在法律、政策、观念等方面还存在大量的对农民不公的歧视性待遇的情况。产生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样的，有经济的、文化的、传统的原因，也有农民自身的原因等。在寻找这些原因，找到其决定性原因——经济基础——农民收入状况的同时，我们也从宪法等制度安排上寻找到宪法这个法源在保护农民弱势群体方面的不足来分析宪法在农民弱势群体保护方面的现状及缺失情况。 　　（一）不平等权——国民待遇的缺失 　　平等权是指以法律为尺度去衡量任何公民在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上都一律平等。简而言之：平等权是指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