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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调查性报道现状 篇一：回顾中国当代调查性报道发展的轨迹及其取得的成果 回顾中国当代调查性报道发展的轨迹及其取得的成果，我们有理由为之欢欣 舞，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的发展与成熟并不是一墩而就的，只 正视成果与不足，认真对待遇到的阻碍与困难， 才能使中国未来的调查性报道 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一，当代中国调查性报道无论是在揭露的广度，还是在揭露的深度方面都 到了一定高度，而且在党领导的新闻事业体制下，寻找到了自己生存与发展的 间，达到了和公众舆论的良性互动—不仅揭露出种种不公现象背后的新闻，时由于舆论影响，引起社会管理者的重视，达到某些制度改革的目的。 第二，中国当代调查性报道中夹杂了许多非揭露性的题材。首先是因为概念 淆，许多新闻工作者将深度报道等同于调查性报道，并不理解调查性报道的核 与内涵，导致一些媒体动辄将节目命名为调查性报道，这种做法不利于调查性 道的发展。第二个原因就是，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的道路并不平坦，面对种种限 与压力，无奈许多调查性报道的栏目或节目中夹杂了许多非揭露性的题材，但 并不是说他们就认定此为调查性报道，我们姑且称之为“曲线救国”。我们从 新闻调查》各个时期提出的口号即可看出，从最初的“新闻背后的新闻”，到 000年提出“探寻事实真相”，再到2003年提出“做真正的调查性报道”，什么 “真正的调查性报道”，恐怕连制片人也承认只有真正做到了揭露性题材的深 调查报道的新闻才称得上调查性报道。 第三，我国记者开展的调查性报道多是在新闻事件被有关部门处理和肯定之 才开展的。“很多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往往是待其盖棺定论之后再采访，而不是 闻记者独立调查的结果，是记者根据有关方面的调查结果进行的再报道。”中 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播研究主任明安香教授在《新闻调查》2001 季度评奖会上说:我们和美国的区别在于，美国对这方面的报道是事前报道一 在这些事件暴露之前，记者先去介入;而我们现在更多是事后介入和报道更多 些。当然这有多种原因。曾有中央领导专门在《中华新闻报》上发表谈话，说 在我们的官员腐败问题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为什么我们的新闻报道老是只在 后报道、在这些人都被绳之以法才报道，而不能在事前报道。 第四，我国调查性新闻报道的一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多是依靠媒体作为党的部 门的威慑力完成调查的。这一点是相对于西方的调查性报道而言的。因为在西方， 媒体大部分是私营或公营机构，媒体与被采访对象之间不存在所谓的上下级或领 导关系，因此在调查采访过程中则更趋于独立与客观。在中国，除非记者暗访， 否则在记者亮名身份后，常常是以上级姿态质问被采访对象，缺少平视，许多事 件可能就因为这种无形的威慑力而被掩埋。当然，在目前一些市场化运作的媒体 中，这种状况已经逐渐在被打破。 调查性报道的发展前景 第一节调查性报道的发展前景 调查性报道的先锋、作家赵瑜说，“调查性新闻报道在中国的角色和地位暴 露出更多的是尴尬和无奈，以至于一些记者和作家只能把调查报道这只脆弱的羊 赶到文学小说的草原上去”。有人说卢跃刚是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苦苦地、执着 地与强势群体较劲，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是一个苦涩的黑色幽默。密苏里大 学RIE(国际调查性报道编辑与记者协会)机构的国际联络员瑞克德(Joe Rigert)在搜集了33个国家(其中2/3是发展中国家)的调查性报道案例后得 出的结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调查性报道的风险性往往要比在发达国家大得 多。 中国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这就直接决定了调查性新闻在操作时不 可避免地带有官方色彩，这个特征或许给记者的调查采访活动带来很大便利(在 许多调查活动中，中国的媒体能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然而带来更多的是 限制与禁区，记者调查的独立性大大减弱。1998年，中组部通知并安排央视《新 闻调查》对“共和国第一税案”进行采访;法院判决之后，《北京青年报》才对 海南贪官戚火贵进行了再报道;90年代以后媒体对许多贪污腐化大案如周北方、 王宝森、陈希同、邓斌、成克杰等案以及其他高级干部的报道也是比较被动的; 2000年7月20日《南方周末》头版“丽水怪案何时真相大白”，标题上己注明 “在调查机关帮助下本报记者调查卢氏黑帮”，，文中大量内容也只是公安机关 的调查结论，事实、结论似乎与记者无关;《南方周末》2001年2月8日“民权 法院有个造假院长”也是“盖棺论定”后的采访;在央视《新闻调查》组，比例 太高的调查性报道的选题被否决也令他们疑惑:究竟中国目前是否己经具有了真 正做调查性报道的条件? 也许现在的中国还不是调查性报道的春天，但人们看到了蕴藏在调查性报道 背后的机遇—媒体可以借助引人入胜的调查性报道使自己赢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