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保险双行人生.docVIP

法律与保险双行人生 　　他从而立之年就开始与保险打交道，至今已有30年整；他曾参与起草《保险法》，坚持保护投保人利益、坚持偿付能力监管、坚持市场经济原则每一份坚持都影响了中国保险业近20年的发展；他参与过WTO谈判，坚持认为保险作为金融业的一部分、作为“试验田”，理应率先接受国际市场的冲击；他见证了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壮大，也目睹了各类保险中介在市场中弄潮逐浪。他就是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建。 　　无心插柳 闯入保险行业 　　纵观王建的履历表，有两种文化交错其间：法律和保险。若要进一步论及二者的关系，可以说法律是他与保险的“红娘”。然而，在谈及这位“红娘”时，王建却笑言“一切纯属偶然”。 　　参加高考前，王建在农场开车，这在当时已是不错的工作。但王建并不满足，仍想继续深造。“一开始，很想学理工科，可数学总是难以过关，不得以改学文科，打算往财经方向发展。”然而无巧不成书，1979年当王建从外地赶回北京填报志愿时，距截止时间已经很近了，匆忙之下他填报了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系，并被成功录取。“法律，学了4年，我不后悔。”王建说，“学法律的最高境界是学出美感，我虽未能达到，但对法律的严密性、概括性、逻辑性体会很深，这一点是其他学科给不了的。” 　　1983年大学毕业后，王建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不久，又被调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尔后进入公司保险研究所法律研究室。此时，正值改革之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处于萌芽期，法律法规成为必要的行业规范，《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的起草工作也在这时被提上日程，王建成为起草执笔人之一。 　　谈及这段经历，王建感慨颇多。“当时，全国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保险企业，很多专家认为，保险是根据大数法则集中管理风险，开出的价格也自认为是最合理的。公司内部大部分人都倾向于国有企业独家经营，不赞同保险市场化，最多也就是以长江为界，分南方公司和北方公司，就像今天的中国电信一样。《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草案报到国务院后，公司就有人说研究所是一帮吃里扒外的。”然而事实胜于雄辩???“现在回头看，路子是对的。它不仅给保险业也给金融业带来了新的冲劲”。1984年《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颁布，当年，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到深圳开展业务；随后，交通银行改革，成立保险部，即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前身；1987年，平安保险公司成立。从此，中国保险业进入市场化发展阶段。 　　《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的出台也为《保险法》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2年春节，王建接到通知，请他参与起草《保险法》。当时的起草小组有时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的秦道夫，新中国成立前就从事保险的王恩韶、李嘉华等10多位“老保险人”，王建年轻又是法律出身，自然就成了“主笔”。 　　要起草《保险法》，就要先搞清楚什么是保险。“当时，我们反复思考，保险的本质是什么？《保险法》到底要写成什么性质的法律？”为此，起草小组分别到日本、德国、英国、美国、菲律宾进行了考察，发现英国、美国、菲律宾属于习惯法系，即政府没有条款、费率监管，只有偿付能力管理，同时他们认为签订保险契约有3大自由，即条款、费率自由，投资自由和再保险自由。而在日本、德国却完全不同，当时他们没有偿付能力管理，只有条款、费率管理，其投资有投资名录，并且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投资；保险产品价格是国家费率算定会（日本）根据全国情况、按照大数法则算出来的，只能按此标准执行。 　　“保险是人类为将来、为未发生的不确定风险进行的市场经济行为，从这个意义上看，保险是全社会的后备。如果丢了保险的经济补偿功能，把它变成单纯的投资工具，那就偏了；如果过分地依赖政府，靠行政指令强制保险，那也偏了。”在充分讨论之后，起草小组决定以偿付能力管理作为编写《保险法》的基础。“或者用偿付能力管理这把剑，或者用条款、费率管理这把剑，但千万不能一起用。”王建补充道。 　　从保监会的“助产士”到“监护人” 　　1998年中国保监会成立，王建从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调到保监会工作。在这之前，他出任过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下属投资公司——中国安泰经济发展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公司资金运用管理部副总经理。 　　在安泰工作的经历，让王建看到了混乱的金融市场对金融资产造成的极大伤害。“当时保险公司的保险资金或存银行，或用于买地、发放贷款。贷款市场秩序混乱，又正赶上中央‘拨改贷’，老百姓不理解，认为金融机构是国家的，保险公司也是国家的，贷款不还，有国家扛着。因此保险公司放出去的多数贷款有去无回，有的甚至连贷款企业也找不到了。” 　　为此，国务院成立了金融业整顿小组，王建担任其中的保险市场研究小组副主任。“金融业整顿小组的成果就是成立了中国保监会。这既是《保险法》的要求，也是保险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王建回忆说。